专访张博树:“六四”是中国政治思潮分水岭

张博树

图像来源,Zhang Boshu

图像加注文字,张博树认为,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之际,今年60岁的中国宪政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在香港出版了新书《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就26年前发生的事件对中国大陆及香港两地政治思潮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张博树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电话专访时表示,“‘六四’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思想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他还指出,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出现“高度分裂”,而且“深刻地折射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某种转型困境”。他还表示,“有责任为年轻一代提供政治思潮探讨的视角”。

以下是有关BBC中文网(以下简称:BBC)对张博树教授(以下简称:张博树)电话专访的内容。

BBC:您以“六四”为时间节点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潮,在您看来,天安门事件对中国政治思潮有什么影响?

张博树:在我理解中,“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1978年开始到1989年——这段时间大体上中国人民在反思文革的巨大历史伤痛,希望找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同时80年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十年。但“六四”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强行把学生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和市民要求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了,这样一件事情构成了重大的历史转折——它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六四”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在继续——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市场改革还在延续80年代的逻辑,但是“六四”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再做了,而且是在大踏步地后退。

可以说,六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今天中国社会所最关注的,比如贪官腐败问题、官民矛盾问题,这些说起来,其实都是和“六四”以后中国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上面产生巨大反差的背景之下出现的情况。

我之所以要从中国思想界的角度来谈“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也是想凸显这一问题:中国在这段时期的演变,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可以说是“六四”开枪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后果,官方是从来不允许民间进行深刻、自由的讨论的。

北京长安大街上的坦克(6/6/1989)

图像来源,AFP

图像加注文字,张博树:权贵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可以说是“六四”开枪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

BBC:您把习近平上任后的中国政府称作是一种“新极权”,您认为当下对异见的打压跟“六四”事件的历史有关系?

张博树: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的。“六四”的基本点是当政者用强力形式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打压民间的呼声,而这些呼声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应该是常态。

1989年的时候我就在北京,当时胡耀邦去世,学生的口号非常简单:希望给胡耀邦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同时希望增加新闻自由度——80年代的中国已经在讨论出台新闻法,因此当时学生希望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正当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认为官员应该公开财产,这在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到现在的政府都还做不到。

另外,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学生运动演变成了全民运动,重要的共识就是中国要建成更公平、自由的社会,就必须推动中国政治改革,才能遏制腐败。当然后来,它被镇压了。

而今天的习近平,他一方面在反贪腐,似乎是顺应了社会要求——也应该承认他的反贪腐并非没有成绩,比如打出了徐才厚、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这在胡温时期和江泽民时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习近平的反贪腐仍然是运动式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种制度性的反腐,即通过改变国家政治结构、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来遏制当政者的腐败——这个问题他仍然是拒绝的。

所以我们发现,今天习近平所实行的政策,在打压知识分子要求民主改革的意义上,和当年“六四”邓小平对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的镇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为了继续垄断公权力,继续强力维持党的领导。而在自由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是造成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习近平在云南视察部队(新华社图片21/1/2015)

图像来源,XINHUA

图像加注文字,张博树:习近平的反贪腐仍然是运动式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

BBC:您在书中说,您这本书的立场是不那么讲究中立性的,而是有鲜明的“论战性”,这里指的是对什么的论战,或者说是对谁的论战?

张博树:这本书的缘起本来是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的一门课《当代中国九大思潮》,授课要讲究“中立性”,因为课堂教学是要给学生介绍知识,而不是灌输,个人评价也会有,但要适可而止,让学生有一个选择的空间,但是写书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不单要介绍很多同代学者的观点和主张,而且更多地是要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他们,评判他们,不少的场合里甚至是在批评他们,和他们论辩。

这本书对中国毛左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回到新民主主义”、儒学治国论、新国家主义等一些代表性观点和人物的分析,就充满了论战性。我认为这种讨论乃至论战是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新左派或毛左派学者在国内有很大影响,他们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误导了许多年轻人。

BBC:你书里还提过,“思考中国”的年轻人才是中国的未来,这群人是什么人?他们现在在哪里?

张博树: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尽管我们有我们这一代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包括中国民主化的未来——要靠我们下一代人和更下一代人。所以我书里强调,这部书不单是写给我的学生,而且是写给更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中国未来的进步发展和民主化,需要我们的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前提是他们对这个历史、对中国的现实有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有这种志向的中国年轻人很多。

BBC:在您看来,“六四”这个概念对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代表了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它很重要,有些人觉得它不重要?

张博树:这和党国通过教育系统、宣传系统有意识地抹杀这段历史有直接关系。党国当然知道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之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传媒、出版等所有跟意识形态或教育相关的系统里,这件事都是被屏蔽的,即使讲也是歪曲地讲。

所以“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人谈起“六四”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很多是不清楚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赵紫阳是谁。我在哥大教过的学生就有这样的情况,尽管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想想看,30年不到的历史就已经成为断层,成为记忆中、知识中不再存在的东西,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安徽大学学生宣读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誓词(新华社图片4/12/2014)

图像来源,XINHUA

图像加注文字,张博树:想想看,30年不到的历史就已经成为断层……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BBC:你觉得今天的香港年轻人看待“六四”历史的方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张博树:据我的观察,香港的年轻人对于“六四”一直是有很重的心结的。今年我知道情况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和去年的“雨伞革命”有关——最后抗争的结果确实不理想。这种情况会促使香港一部分学生对大陆北京当局乃至于内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产生某种抗拒感,香港本土化的意识比过去更强烈了,甚至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意识。

在这个背景下,大概有些香港的年轻人觉得“大陆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了”,当中也包括大陆曾经发生过的“六四”。

我觉得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香港未来民主事业的推进仍然是和中国内地的民主化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问题解决不了,那么香港自身的真正民主也很难实现。

BBC:我们看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政治思潮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在以转发、评论等方式聚集后,似乎不像理性学术研究那样具有丰富性,而更多地产生非此即彼的分化,但它又恰恰是传播最快最广的工具。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对思潮的启发、传播等方面的作用?

张博树:我们得承认互联网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克星”,这在30年前大概想象不到,但现在它在传播思想自由方面的巨大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而党国也意识到互联网对一个专制政权的威胁,所以这些年来党国在如何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思想监控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公民维权与新极权在互联网时代正在进行博弈。

至于网络声音非黑即白,网络思想相对简单化、两极化的现象,我觉得首先是过去多年的党国教育造成的——这种“教育”从来都是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式思维,它的特点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没有过程,没有多样性,喜欢扣帽子、打棍子,思考方式是典型的极权主义式思维,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思维。它在网络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作为一个民族来讲,我认为这是很不成熟的表现。

参与“占领中环”堵路抗议的年轻人(29/9/2014)

图像来源,AFP

图像加注文字,张博树:香港未来民主事业的推进仍与中国内地民主化息息相关。

BBC:那你又怎么看待如今有部分人“逢中必反”现象

张博树: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有些年轻人思考问题比较简单化,当他们看到抗争被打压了,会简单地理解成这是“中国”造成的。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我在我的新书里就强调,我们必须区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和中国作为“党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国”是指中国现存的专制政体,是中国共产党垄断公权力的政治体制,是它打压了“雨伞革命”。

而“中国”是我们共有的家园,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这个家园有一份共同的爱、共同的眷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把这几层意思区分开的话,他就应该发现,真正应该批评和反对是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逢中必反”则是把这两者混淆了。我们现在说,我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但同时,我们是爱国者。

所谓“逢中必反”的现象可能来自香港一部分年轻人的一种认知。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诊断的话,就是它把党国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大家共有的家园,给混在一起了。

(撰稿:列尔 责编:李文/叶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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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當然有選擇性囉。。

哪個國家抓貪腐可以徹查的。

你以為執政跟抗議一樣簡單不負責?

執政需要不斷妥協不斷邁進

抗議只要搞砸一切就好。

路過

每年这个时候,BBC都会花大量篇幅和时间登载有关“六。四”的文章,恐怕被人忽视淡忘了。可除了那几位苍蝇碰壁嗡嗡叫般的议论,还真是没啥新鲜的。BBC倒是总算有装点版面的东西了。中国一年年发展起来,国家越来越强盛。任何诽谤攻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归于扯淡,也就越来越没市场啦。

胡单

民主你妹啊!面包谁都想要可你们知不知道有的人连窝头都吃不上!少说点大道理吧来点儿实在的亲把你的稿费分我一半我就记支持你(们)ὠf!

Xiaoming Hou, 中国河北石家庄

胡言乱语。腐败和反腐败来自六四?哈! 古今中外,腐败和反腐败至少3500年了。

zyl, usa

要言不烦。,智者之言。党国与民争利,与民为敌,与民水火不容。反普世价值,必将自取灭亡。关键在于觉醒,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

zuoyiliu, canada

““六四”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在继续——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市场改革还在延续80年代的逻辑,但是“六四”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再做了,而且是在大踏步地后退。” 这句话真的有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这些闹事的大学生,中国已经进一步民主化了?那还悼念六四个屁!

李再,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