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何故愛寫詩

詩歌是經過提煉的藝術，象徵著精緻和敏鋭。但詩歌也可能成為殘暴的頌歌，是暴君們鍾愛的藝術形式，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從古至今，獨裁者的靈感來源於寫詩，追求安慰、親密或榮耀。他們的作品能夠揭示權力的本質、詩歌持久的魅力以及藝術片解的危險。

羅馬皇帝尼祿（公元37-68年）是詩人暴君的典型代表，他虛榮、自戀並喜歡自我表現，糟糕的統治也反映在他有缺陷的藝術上。尼祿的史官塔西陀（Tacitus）和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認為，羅馬遭受到尼祿詩歌和政策的雙重折磨。嘲笑是一種解氣的報復形式，但令人困擾的問題是：如果暴君的藝術被認定是有價值的，他的罪行是否會因此而減輕？反之，我們可以公平地判斷暴君詩歌的質量嗎？

如學者戈特（Ulrich Gotter）在新作《暴君作詩》中所說，與帝王詩人凱撒（Caesar）和奧古斯都（Augustus）相比，尼祿政權"少有流血衝突"。然而，尼祿雖缺乏軍事野心，他的報復行為卻很高調。在我們心目中，他是可悲的暴君，穿著悲劇戲服，唱著特洛伊陷落的民謡，而他的皇城卻被大火夷為平地；在蘇維托尼烏斯筆下，尼祿竟對"火焰之美感到特別愉悅。"

尼祿熱衷於欣賞各式表演：在羅馬，他主持開幕了一場精心策劃的希臘風格"尼祿式"的慶典，在希臘巡遊期間參加了詩歌、歌曲、七弦琴乃至戰車駕駛比賽。（在奧林匹亞，他從一駕十匹馬的戰車上跌落，但仍然被狡猾，膽戰心驚的裁判宣佈為勝者）。尼祿下令鏟除以往獲獎者的雕像，他回到羅馬時還獲頒1,808個獎項。

這位狂妄自大的詩人以虛妄的想像構造世界，為諸如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諾貝爾獲獎作家顯克維支（Henryk Sienkiewicz）等藝術家提供了靈感。顯克維支著於 1896年的小說《你往何處去》（Quo Vadis）後來被改編為烏斯蒂諾夫（Peter Ustinov）主演的電影。尼祿甚至嘗試編排他最後的表演 ——一場拙劣的自殺。他排練並表演了他的告別短語：qualis artifex pereo（"我死去，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亦將隕落！"）。

「言語的魔力」

近兩千年後，一群意大利詩人用一場尼祿式的毀滅慶典來預示法西斯主義的未來。意大利詩人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創立了"未來主義思潮"，他們的一個口號是"儘管世界滅亡，讓藝術蓬勃發展"。馬里內蒂將戰爭視為"世界唯一的治療方法"，並試圖用"具體的詩歌"使語言趨於工業化和軍事化。一位創造者和侵略者寫成這種語言，他 "從殘酷地破壞語法開始"。廣受尊重的戰士詩人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對未來派詩人也有影響。他在1919年建立了一個短暫的"抒情專政"，激勵了三年後墨索里尼奪取政權。

儘管對鄧南遮的詩人和民眾組成的"神秘聯盟"充滿熱情，墨索里尼自己的詩歌卻趨向於無病呻吟。他對文學的熱愛有虛矯的成分：他的傳記作者博斯沃斯（Richard Bosworth）指出，"當外國政要來訪時，墨索里尼在辦公桌上炫耀地攤開傑出詩人的作品"。他後期的詩歌反映了他的孤獨，遠不同於他社會主義青年的理想主義，他創作了一些詩歌，哀嘆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的墮落，"斧頭被平民的血染紅"(the axe bloodied in plebeian veins)，並渴望革命預言，"垂死的眼睛裏閃過的主意，/是幾個世紀的願景" (In his dying eyes flashed the Idea, / The vision of centuries to come)。

獨裁者對藝術的失望不可避免地影響他們的政治理念和行動。儘管希特勒宣稱喜好"言辭的魔力"，反對"審美文學的糖漿"，但他曾想像過自己是維也納的波希米亞人。戈培爾（Goebbels）使政治宣傳的藝術形式幾近完美，卻寫了一部具有表現主義特徵的小說。而在巴黎接受教育的波爾布特，也是法國詩人魏爾倫（Verlaine）象徵主義詩歌的崇拜者。

俄國馬克思主義開啟了一場激進的審美運動，但蘇聯暴君詩人的文風卻非常保守。斯大林（又譯史達林）年輕時用格魯吉亞語寫詩，在他受訓的東正教神學院裏這是被禁止的語言 。斯大林的作品再現了這樣的浪漫主題：叛逆詩人和失去的黃金時代。評論家葉夫根尼（Evgeny Dobrenk）認為，斯大林詩歌的特點是巧妙的模仿，缺乏自我反省和"誇張的熱情"。斯大林的詩歌雕飾優雅卻顯得媚俗，又充滿自然主義的陳詞濫調："蒼穹之下，夜鶯在林中啼叫"（"under a grove in the azure rings the warble of a nightingale"），因為靈魂被"夜幕中的黑森林"（"the dark forest of the night"）所折磨。雖然政治粗糙，這詩卻是真誠的：

切記複切記，切記此真理：

被壓迫的人，倒地難直立，

也能振臂起，躍登神聖地，

——只要希望在，希望出奇蹟。

在《這片土地上》（Over This Land）（1895年），寫一位藝術家向大眾獻上啟示性的樂章：

此聲警萬眾，

頑石也蘇醒;

眾生聞此聲，

黑暗變光明。

但是這位先知卻沒有被那些他試圖解放的人所認同："暴民在被流放之前，裝好一艘載滿毒藥的船隻"（"The mob set before the outcast / A vessel filled with poison"）。在他後來的詩作中，斯大林以歌唱者的身份重新出現，"因為農民的苦難讓他流淚"，因為他有先見之明 ，"在每個格魯吉亞人的心中為自己樹立了一座紀念碑......"（"erected a monument to himself… in the heart of every Georgian"）。斯大林的詩歌匿名出版，在著名的文學雜誌中出現，並被選為格魯吉亞（Georgian）古典文學的典範。

事實上，即使斯大林最重要的傳記作者也讚揚他的詩歌。塞巴蒙特菲奧爾（Simon Sebag-Montefiore）寫道："它們的美在於節奏和語言"（難以在翻譯中表達）。瑟維斯（Robert Service）則稱該作品具有"眾人認可的語言純度"。它的修飾之美和英雄姿態將重現史達林倡導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並反對實驗性的現代主義先鋒派。

筆和劍

斯大林精神的繼承人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將官僚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作為克格勃的領導人，他在給妻子寫情詩的同時，迫害異見人士並粉碎了匈牙利人的起義。（人格分離是文藝創作者兼獨裁者的基本特徵）。烏茲別克詩人伊斯梅洛夫（Hamid Ismailov）講述了一個安德羅波夫的軼事：他的一位講演稿撰寫人給他發了一張生日賀卡，其中他開玩笑說權力腐蝕了人民，安德羅波夫用令人不寒而栗的詩句回應說：

頑童信口斷言：

"權力腐蝕了人。"

鴻儒奉為經典，

照此人云亦云。

（旁白）居然無人解得：

是人腐蝕權力。

聲名顯赫的斯大林主義者朝鮮領袖金日成也醉心於革命戲劇和文藝理論。金日成最著名的"種子理論"，顯示其"藝術理論之父"的地位。1992年，金日成給他的兒子金正日（Kim Jong-il）寫了一首公開詩：

光明星誕五十周

皆讚文武忠孝備

萬民稱頌齊同心

歡呼聲高震天地

"慈父領袖"金正日被稱為"民族的太陽"，與毛澤東被稱為"心中的紅太陽"相類似。毛澤東有文治武略、筆劍一體的治國理想，他企圖繼承中國傳統皇權統治並超越皇權。毛在1936年的一首詩中指出，中國少有皇帝能夠留下文學遺產，而如今"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的詩歌在形式上是正統的，在主題上是古典的，代表著他所鄙視的傳統。毛自己下令"破四舊"（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舊思想），但毛澤東仍然創作舊體詩，即使舊體詩被指責為精英和陳腐文化。毛澤東向一位雜誌編輯（《詩刊》主編臧克家）坦誠說，"因為是舊體詩，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即便他禁止了其他人寫舊體詩，他仍然放縱了自己的口味。

毛澤東文辭豐富，擅長景物描寫，如"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再如古典主題的"人間正道是滄桑"，警句類的"為有犧牲多壯志"，以及宣傳詩句"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

毛的作品證明，藝術的完善並非仁政的保證。1966年，紅衛兵在他們的小紅寶書中收錄了25首毛澤東的詩詞，這些詩歌引發了摧毀"封建遺毒"的老式詩歌的熱情。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所寫的最後一句話，是對即將到來的大動蕩的預兆："試看天地翻覆"。

「思想言論審查員和文藝創作者」

詩歌已成為國際刑事法院的罪證，在這裏，"波斯尼亞屠夫"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被判定犯有種族滅絶罪。1992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錄片拍攝到卡拉季奇（Karadžić）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詩人利莫諾弗（Eduard Limonov）的會面。卡拉季奇在會面中朗誦一首暴力預言詩，利莫諾弗則將一排子彈發射到下面的山谷中。卡拉季奇聲稱他幾年前已預測到會爆發這場戰爭，他寫於1971年的詩歌《薩拉熱窩》有如下句子：

兵燹漫天焚，

城郭無餘生，

哀哀呻複吟，

刀矛何足論！

國際法要求必須確定犯罪者的犯罪意圖。卡拉季奇（Karadžić）是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稱之為有"詩情加武力情結"的一個關鍵人物，這批人強調民族主義的文學經典，特別是尼亞高斯（Petar Petrović-Njegoš）的史詩《高山花圈》（Mountain Wreath）（1847年）。這首詩主張以穆斯林的流血來為塞族人洗禮。

隱喻的言辭掩蓋了種族滅絶：一個國家通過"種族清洗"被"淨化"。然而，讀者也必須意識到把一個藝術角色視同作者本人，是很危險的。審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創作，他的波斯詩歌體現了伊斯蘭教蘇菲派先知詩人魯米（Sufi seers Rumi）和波斯抒情詩人哈菲茲（Hafez）的精神：

但求一口美酒，

從所愛的纖手。

我該向何處珍藏我的秘密？

我將如何去排遣我的憂愁？

但是，這些詩詞很難與霍梅尼（Khomeini）的公眾角色相調和：

我愛你，我愛你唇邊的痣！

我懂得你黯然的眼睛，它因愛而傷神...

卜晝卜夜，讓我們一起叩開小酒館的門。

清真寺，神學院，令我厭倦！

霍梅尼的信徒熱衷於以寓意解讀這些詩句，比如"清真寺和傳道人是空洞的宗教表象"，但像這樣的詩句"我撕掉了禁慾主義和虛偽的外衣"，就很難消解其非議嚴謹教義的激情表達。霍梅尼的詩歌揭示，儘管他可以發佈宗教追殺令，但他也是位尋求精神超越的詩人，因此他既是思想言論的審查者，也是文藝的創造者。

2011年對本·拉登大院的襲擊使媒體能夠對本拉登的書架進行點評，媒體聚焦於他的書架缺少小說，但忽略了他對詩歌的喜愛。2010年，本·拉登寫信給一位副手，詳細描述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並不忘附上了一個要求："如果有你兄弟的詩作，請告訴我，如果你有任何關於韻律學的書籍，請把它們發給我"。

本·拉登是最著名的聖戰詩人之一，他的文學地位部分源於他善寫古典文辭。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手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同時被稱為"屠夫"和"愛哭者"，顯示了他的無情與多愁善感，既渴望權力也渴望憐憫。基地組織現任領導人扎瓦希裏（Ayman al-Zawahiri）也撰寫詩歌。伊斯蘭國領袖自稱哈里發的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也寫了一首宗教詩。

薩達姆（Saddam Hussein）是一位結局悲慘的詩人暴君。他2013年創作的監獄詩是用笨拙的白話寫成："是微風的清新/慰藉著我的心靈/是復活節的相聚/讓枝頭充盈綠意"（"You are the soothing breeze / My soul is made fresh by you / And our Baath Party blossoms like a branch turns green"）。

薩達姆喜歡拿著AK-47步槍亮相，表現出他招牌式的桀驁不馴："裸胸坦腹向豺狼"（"Here we unveil our chests to the wolves"）。有趣的是，發明AK-47的蘇聯軍人卡拉什尼科夫（Mikhail Kalashnikov）本人也想成為一名詩人。正如美國詩人奧登（WH Auden）在希特拉的墓誌銘中所寫的那樣，"他創造的詩歌直截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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