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之锋等诺奖提名背后：中国阴影下香港政治青年的国际突围之路

上周，12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提名香港“雨伞运动”及其三名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角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

“北京政府破坏香港自主，香港的民主运动者挺身捍卫香港的未来，在恐吓、囚禁、法律与财政后果面前，展现极大勇气……对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鲁比奥（Marco Rubio）等八名共和党议员，以及四名民主党议员跨党派联署的提名信中写道。

这项消息令香港一些民主派支持者感到鼓舞，但在港媒间引起的是忧虑和批评。 《南华早报》报道指提名是“很可能激怒北京、极具争议性的行径”；香港《明报》社评形容，今次提名是“美国利用香港作为遏制中国手段”，指香港问题已成为“中美博弈牌局”的“一张牌”。

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数以十万计的香港示威者占领主要干道，向中国政府争取落实民主普选，成为国际新闻头条。黄、罗、周三人去年中因雨伞运动被判入狱，亦引起欧美媒体、政界及人权组织的关注。

中港政府及香港的亲北京派系反应负面, 批评是美国议员对中国的“干预”。中国外交部2月2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国会议员停止干预香港及中国的内部事务，“做更多对中美关系有益、而不是相反的事”。

香港特首林郑翌日则说，这是“外国政客利用国际奖项做政治干预”，对提名表示遗憾。

谁有资格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有资格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者，包括主权国家的元首、内阁成员、国会议员，海牙国际法庭及仲裁庭的成员，大学历史、社科、法律、哲学、神学与宗教科系的教授，历届和平奖得奖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现任及往届成员等。

据官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每年会收到近200项提名。委员会之后将决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经顾问评估后，由委员会于十月表决最终得奖者。

港区全国政协、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于2月3日向多家港媒表示，中方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为“打击中国的政治手段”，或会视今次提名为美国的挑衅。刘兆佳又指，若黄之锋等人获奖，事态将较推动宪政改革的刘晓波获奖更严重，因为黄代表“某种分裂及冲击国家主权的声音”。

但有学者认为，透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声援、支持人权受压地区，每届都有类似做法，可视为一种表达关注的方式。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则指出，早在回归之前，北京的一贯方针，就是尽量不要将“香港问题国际化”。但由于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独特地位，他认为国际关注香港难以避免。

“香港不单止在经贸上，在价值观上也与国际接轨，国际社会希望这能够维持……香港是国际社会的一部份，用‘闩埋门打仔’（闭门打儿子）的方式处理香港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一点好处也没有。”

另一方面，欧美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关注，背后是对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忧虑。

“中国在全球推动具策略性的经济、政治活动……欧美国家很关心，中国扩张国际影响力时，是用怎样的价值观、方针与手法行事。”陈家洛补充。

“继中国大陆自身的维权人士后，香港问题亦将成为国际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一个焦点。”

“中国崛起的前沿”

雨伞运动结束后，黄之锋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到世界各地向政治人物、民间组织进行游说。 2016-17年，他曾拜访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鲁比奥、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也曾出席国会的听证会。

提名黄之锋等人的鲁比奥，2017年初曾联同多名参议员宣布，在美国国会重新推动被搁置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倡议压制香港自由的人士应受到制裁，包括冻结在美资产和拒绝入境。

今年初，黄之锋的党友、21岁“香港众志”创党成员周庭，被香港政府判定“不可能拥护《基本法》”，禁止参与立法会补选。这引来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国发表声明关注：欧盟发言人批评，港府因周庭的政见禁止其参选的决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虽然在欧美地区得到一定关注度，但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张之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尝试争取国际支持亦会遇到阻碍。

黄之锋曾尝试前往马来西亚及泰国，出席以雨伞运动为题的论坛、演讲，均被禁止入境、遭到遗返，在泰国被扣押了12小时。

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卡立其时表示，不希望因为黄之锋“破坏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泰国首相巴育（Prayuth Chan-ocha）则公开表示，泰方遗返黄之锋是应中国官员要求，指他被驱逐“是中国的问题，不是泰国的问题”。

这两次事件与“铜锣湾书店”事件中，一名书商怀疑在泰国被中国人员掳回中国大陆的事件，均令国际对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政府的影响力受到注目。

“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但政府漠视人权、普世价值的倾向却有增无减，香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城市，基本权利也不断被剥夺。”黄之锋向BBC中文说，这是他游说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方式。

他认为，在雨伞运动之前，外媒讨论到香港时，只会将香港定义为单纯的经济、金融城市，但之后香港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有所改变，成为了“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站在抗争最前线努力不懈的人”。

“这令国际对香港这个面对中国威胁的前沿城市，有更多关注、同情。”

影响中国？

在提名信中，联署者提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决定，赞扬委员会“无惧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不满及直接报复”，并指刘晓波在禁锢中逝世，再次展示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和对普世人权的漠视，而普世价值与人权，正是黄、罗及周极力捍卫的价值。

“（争取民主及自主）并不仅仅是香港人的愿望，而是全世界无数人、包括不少中国人的愿望，但他们被禁止发声及抗议。”提名信还说，雨伞运动体现诺贝尔和平奖的传统，启发国人以和平方式从内部寻求改变。

然而在中国大陆，香港的雨伞运动明显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大部份香港民主运动的讯息被屏蔽，官方媒体则对其持批评态度。

“黄之锋等人已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棋子…一直沿错误的人生路走，背叛香港及祖国的利益，这样的人生决不会是光荣的。”官方民族主义报章《环球时报》社评写道。

对于自己获提名诺贝尔奖，黄之锋向BBC中文表示，自己“高攀不起”：“与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相比，我们目前的付出都微不足道。”

他联同罗冠聪及周永康发表声明，指荣誉“当属百多年来的中港民主运动参与者”，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目前被控制的刘晓波遗孀刘霞、709被捕者及其他异议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