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商為何不能讓我們變聰明？

對於把世界留給千禧一代這個想法，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充滿憂慮。身為新西蘭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的教授，他經常結識潛力巨大、才華橫溢的學生，而卻不無遺憾地發現：其中大多數人對於周遭世界的複雜歷史毫無興趣。

談話過半，他向我娓娓道來：「儘管對於各種現代化的技能，他們都無一不知、無一不曉；但置身大學校園之外的世界，他們的認知竟和中世紀的農民一樣局限，不約而同地固步自封在自己小世界當中。好吧，其實他們固守的周邊世界比農民的一畝三分地要大得多；那裏滿眼都是當下的泡沫，沒有歷史縱深感可言。」在他看來，這導致年輕人看待當前議題時過於簡單幼稚，容易成為被政客和媒體操控的傀儡。

時值弗林從新西蘭家中赴歐作短暫訪問期間，我們在弗林之子、任職於牛津大學的數學家維克多（Victor）家的客廳中侃侃而談。客廳的沙發上攤開放著弗林最近剛讀的一本著作：艾麗斯·芒羅（Alice Munro）的《逃離》（Runaway）。

由此可見，他近期初涉文學評論領域，而此舉同樣旨在鼓勵更年輕的一代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手機屏幕上。他對我說：「在我今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我向年輕人們呼籲到：『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們都是接受過教育的人，為什麼不讀書呢！』」他回憶說，在自己的青年時代，「女孩不會和沒讀過新出版小說的男生出去約會。」

我本次與弗林教授會面，是想要對他的最新力作《你的家庭是否讓你變得更加聰明瞭呢？》（Does Your Family Make You Smarter?）展開探討。我們圍繞人類思維方式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做出轉變這一主題談天說地，既分析了「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指人類智商神秘增長的現象，迄今弗林最為人所熟知的研究發現），又探討了在人的一生中對其智力產生影響的各種競爭性因素。

如今，年屆82歲高齡的弗林是智力研究學界的一位巨擘。然而，他卻說這注定只是一個不會長期堅持的分心之事。「我是一個道德哲學家，碰巧略會一點心理學，」他如是說。「而藉由『略會一二』，我想表達的是在過往的30年中，自己有一半的時間都獻給了心理學。」在探索客觀求實的哲學問題時，他一再碰到一些相當可疑的論斷，它們認為某些種族在智力水平上低人一等。

於是，他對這種論斷的科學依據進行檢視，隨即發現平均來看，所有人——無論白人，還是黑人——的智商測試分數都在以每十年增加三分的速度持續增長。可是，這一事實幾乎無人提及。

「我就想，心理學家是乾什麼去了，他們為什麼不羞恥得當街起舞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可不是什麼微不足道的、漸進的增長（從1934年到1964年間，荷蘭人的智商測試分數增加了20分），可它卻恰恰被負責執行測試的人抹煞忽視掉了。「這麼明顯的現象，就躺在他們眼皮子底下，而他們竟視而不見。」

心理學家早就知曉基因在人類智力發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且深諳基因的影響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才會愈加顯著。在幼兒園裏，遺傳基因的用武之地相對較小：這一時期，幼兒的父母是否與其互動對話、是否讀書給他/她聽、是否帶小孩練習諸如計數之類的技巧，對其智力發育的影響則更為重大。果不其然，孿生子研究表明，基因的影響佔這個年齡群體智商變異的20%左右。

然而，隨著你日漸長大成熟，開始獨立思考，父母對你的影響逐漸減弱。加之，你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裏，而如果你富有潛力，大腦將會對額外的刺激做出響應並協同發展。

此外，你的基因也可能會促使你去尋找新的方式，實現心智上的自我激發——你可能會探求智力要求更高的消遣方式，可能會加入一個讀書俱樂部，也可能會被選拔參加一個難度係數較高的數學課程，而反過來，這應該會提高你的分數。如此種種，你著手運用自己的基因潛質，開闢你自己的天地。而這不是說你的家庭背景就無關緊要——倘若你接受的是一種更為優質的學校教育，抑或你的父母給你置辦了很多書籍，那麼家庭的因素仍然舉足輕重。

同時，偶然性的因素可以錦上添花或火上澆油；假如你猛地驚覺自己身陷失業的窘境或某種個人悲劇的深淵，那麼你的智商可能會遭受重創，一蹶不振。不過，總的來說，作為一名成年人，你的基因足以預報你和另一個人之間約80%的智商差異。

然而，弗林效應實在是太過顯著、太過突飛猛進了，而自然選擇的發生歷程又十分緩慢，需要歷經數千年；基因轉變無法對弗林效應做出解釋。那麼，其中緣由又會是什麼呢？對此，其他心理學家都倍感困惑。「他們過分拘泥於智力的變化只會是緩慢推進這一慣例，而對於眼前正在發生的一切卻視為不見。」

事實上，如果你用另一個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緩慢增長的性狀特徵（身高）來對照理解，那麼你會發現這個問題並非難以解答。在一代人的時間範圍內，你會發現高個子的父母所生養的孩子個頭也較高，而矮個子的父母所生養的孩子個頭也較矮，可見遺傳因素舉足輕重；但如果你比較不同的世代，就會發現我們都比自己的祖父母輩高出很多——而這並非基因轉變所致。這其實是受惠於醫學進步和飲食改善，身高增長是現代生活方式的產物。

透過「科學眼鏡」看世界

弗林及其同事威廉·狄更斯（William Dickens）做了假設：受社會認知需求變遷的影響，我們的心智也在歷經同樣的轉變。智商是對人的一系列能力素質的度量，其中包括了詞匯量、空間推理、抽像思維能力以及分類分析能力。這些品質合起來可反映一個人的「綜合智力」。

儘管我們所接受的教育並未對以上的每一項技能都進行直截了當的培訓，但教育使我們習得更為抽像的世界觀，進而在智商測試中助我們一臂之力。

只要想一想那些引導我們考量生命之樹不同分支、不同元素以及自然力量小學的課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正開始慢慢地將事物組合起來、歸入不同的種類、門類和邏輯規則中——在智商測試中，這些都是眾多問題考察的核心能力。

弗林指出，對於一個小孩而言，他/她越是需要經常地透過這些「科學眼鏡」看世界，他/她在智商測試中的得分就越高。「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對我們的要求發生劇變，而人們又必須對此作出回應。」

然而，弗林效應不僅僅是教育引導的結果；一些研究人員已經指出，縱觀全世界，我們日益生活在充斥著高新技術的環境中，這進而對我們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影響。例如，我們的祖父母輩可能用起打字機來都倍感吃力，我們的父母輩也需要費了番功夫才調好錄像機，而新一代的孩子年紀小小就用起觸摸屏來得心應手。

弗林指出，在20世紀，對某些人來說，甚至連閱讀倫敦地鐵示意圖都可能是個艱難的差事，因為他們以往習慣於觀看較為文字化的世界。這些進步令我們需要有層次地運用符號思考，從而悟出規則並運用類比。而時至今日，這些思維模式如此普遍，以至於我們都忘了它還需要智力上的飛躍。

因此，我們全都在抽像思維能力上略高一籌，這從而引發智商分數在過去一世紀中提升了至少30 分。而智商的提高並不代表原始腦能力的大幅增加——其實我們並沒有對人類古老的智力機器設備進行全面升級，而只是微調了腦力來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然而，弗林認為這些改進「在社會層面上非常重要」，反映出實實在在的思維改變。舉例來說，弗林效應似乎可預示一個國家經濟指標的增長。他指出：「如果所得只是虛有其名，那麼他們就不可能這麼做」。

弗林以運動來作比喻，我們選擇什麼運動，就會被什麼運動所影響所改造。「大腦就像肌肉——而轉變腦力運動對大腦所造成的影響，就如同你放棄了游泳，轉學舉重。」

至關重要的是，在一個人的有生之年裏，其智商都具有可塑性。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保有較為優良的整體健康狀況（與智力有關）以及更持久的、智力的要求更高的職業生涯（這可讓其在較長的時段中始終保持思維活躍，進而防止智力下滑），那麼等他/她老了，仍然可以在智商領域贏得一席之地。

弗林指出：「改進如此之巨大，以至於現在一個70歲的人直接就秒殺一個15年前70歲的人」。他表示，總的來說，這個增長速率是每十年增加11分左右。對此，弗林本人便是明證。「我父親12歲以後就不跑了，70歲就退休了。我勤加鍛煉，從未退休。」由此而來的是一個更加健康的大腦和更加活躍的思維。

弗林的最新著作試圖填補這個版圖中剩餘的若干空白。書中運用了一種巧妙的新型分析手法，使他能夠根據手頭上的個體情況，對效果進行分解並分析其所影響的特定技能。以智商測試中度量詞匯量那部分為例。如果父母受過更多的教育，談吐用詞更加豐富多彩、更能旁徵博引，那麼即便其後代的基因潛力微不足道，也仍有望獲得智力上的提振；相反，具備基因優勢的人可能會發覺自己竟被周邊的人給拖累了，比如麗莎·辛普森（Lisa Simpson）。

雖然這些差異微乎其微，使得許多人想要對此忽略不計，但弗林的分析顯示，即使智商測試分數只是差之毫厘，其對日後的人生道路也是決定性的影響。

例如，在美國，對於一個升入大學的相當聰明的孩子來說，如果他/她生在一個學術氛圍稍稍更濃的家庭中，那麼很可能他/她的SAT（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驗，其成績是高中生申請大學時的重要參考）成績會從500分增加566分——這個分差正是名牌大學的入學席位或較為平庸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之間的差異。

「大學使用SAT成績作為對學生是否有望成功的衡量指標。如果你在SAT考試中表現差勁，那麼你去不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或者你就算去了這所名校，也多半會在頭一年就被迫退學。」

弗林並非鼓吹失敗主義：無論我們的家庭背景如何，我們都有權將智力發展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畢竟，研究顯示，我們目前所處的周遭形勢對自己當前智力狀況的影響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他指出，這一點在那些不再年輕的學生身上一望而知。「在許多人原本生活的環境中，智力刺激看似寥若晨星。等他們進入大學，相較於普通學生，他們在智力上增長可謂突飛猛進，日新月異。

我向他請教：還有什麼有望讓人腦力激增的法子。他為我出謀劃策道：「你可以在婚姻大事上做做文章，你在選擇配偶時不挑顏值驚為天人的那種，而找才智過人者。在如此配偶的引薦下，你將會打開一扇思想世界大門，並結識形形色色的有識之士，從而活出遠勝今朝的精彩和樂趣。」

行文至此，讓我們說回到讓弗林憂心忡忡的千禧一代。儘管在智商方面今人勝古人，但令他擔心的是，新的一代正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大肆揮霍自己的聰明才智。他表示：「我並非心性陰鬱悲觀，而是較之往常，如你這般的年輕人越發不怎麼讀歷史、不怎麼看小說——這是種讀書人關心的大問題，它讓我惴惴不安。」他認為，在我們形成對當前政局的見解以前，應當先對影響世界歷史的幾大危機有一定的背景性了解。

在此，他以歐州的「三十年戰爭」為例（我因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被他嚴厲批評），指出「三十年戰爭」與當下的中東紛爭有不少雷同之處。（他的批評一點兒都不強詞奪理，句句擲地有聲，讓我心悅誠服，想要填補自己在這方面知識體系中的漏洞。）

他又提到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這位作家所刻畫的反烏托邦世界中，政府篡改歷史，操控民眾。他補充道：「而所有這一切需要的便是『毫無歷史觀的』民眾，他們活在當下的泡沫之中。政府和媒體只需對這個泡沫加以粉飾，便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換句話說，人類的智商或已高出一籌，但智慧卻並未因此增加分毫。「時值20世紀，想要將我們智商的增量化成有價值的東西並讓它們和政治掛上鉤，閱讀文學和歷史是唯一的途徑。」對此，你或許欣然贊同，或許不以為然，但要知道，並非只有弗林懷有這種擔憂：正如威廉·龐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在其最新力作《異想天開》（Head In The Clouds）中所展現的，如今，人們對愚昧無知習以為常，而這一點正影響著大家的決策方式，令生活中的諸多方面都發生變化。

不論弗林是否會說服年輕人拿起書本，毋庸置疑的是，他永久性地變革了我們對智商的看法。他指出：「時至今日，我覺得自己正遺留下一個領域，後人可以在此譜寫真正的認知歷史。」也就是說，我們終於可以對人類智力隨時間推移而改變的路徑及其對環境做出響應的方式進行追蹤和解釋。

無論如何，弗林已經82歲高齡了，而且他計劃將職業生涯中剩下的光陰投入到哲學和政治學領域的著書立說中，因而他希望將會有別的科學家來繼續人類智力的研究工作。別忘了，對弗林教授來說，關於智商問題的研究始終都只應當是一個暫時性的分心之事。「我不經意間深陷這個領域，而今時今日，謝天謝地，我或許可以重新跳『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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