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纪念文革的冲动和“反文革”的基础

姚阳
中国时政作家

2016年5月9日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中国有逢“十”纪念的传统，然而，鉴于文革是执政党一块伤疤，可以预见，在可见之未来，官方对文革的态度是冷处理：不触碰、不纪念，就好像这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民间——无论左右——虽有纪念文革的冲动，但两者的动机完全南辕北辙：左派期待某种形式的文革重来；右派则对此忧心忡忡。

最近的两件事加剧了人们或者右派的这种担忧。一是任志强最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纪律处分，二是人民大会堂的红歌演唱会。在文革发动的“5.16”前后，中国社会围绕文革纪念的博弈会进入一个高潮。

尽管有种种貌似文革重来的迹象，但我一向认为文革不可能重来，并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举了几个理由来说明：中国如今是个开放社会，官方无法单方垄断信息；同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有产阶层成为社会重要力量，财富观念深入人心；文革在执政党的话语里早已被否定；很多文革的亲历者已经是既得利益者；缺乏毛氏魅力型领袖，等等。

一些人包括我的朋友，认为我对文革不可能重来的判断过于乐观。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存在文革的基因和土壤，包括文革的思维方式。

旅居加拿大的时事评论员周乐枫先生此前评论称，文革的基因并未完全消除，文革的土壤仍在，近几年来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更令人有种文革有可能死灰复燃的感觉，即使不会出现当年的“原版文革”，也可能会有一种“新版文革”出现。我的一位朋友在留言中也说，一模一样的文革当然不可能重来，但文革的思维方式已经复活。

目前朝野对文革的认识是分裂的，“朝廷”认可文革对民众的严苛管理，但不允许批斗官员；而百姓要争自由，同时认为对待贪官像文革那样戴高帽游街批斗、泼一脸墨都是可以的。双方对文革各厌其恶，各取所需，再无共识。两位的看法在中国知识阶层乃至一般大众中很有代表性。

不错，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有意识地灌输某些文革理念和做法，民间的平等诉求强烈，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又一次文革的发生。然而，社会存在文革的基因和思维方式不能直接和文革重来划等号。我们不能说，德国还存在纳粹残余，日本还存在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现象就说这两国会复活纳粹和军国主义。有文化和思维基因不等于文革发生本身。事实上，社会的民粹化、激进化是个全球性现象，美国大选也出现了一个特朗普。但世人并不担心美国的民主会出现大的倒退。

或许有人会讲，中国社会的文革基因和土壤要比他们严重得多，虽然执政党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社会从来没有认真地清理文革的因子，再加上这些年腐败和不平等现象严重，激活了社会中本就蕴藏的文革因子，一旦某些政策失误或被党内和民间的野心家所利用，煽动民粹，文革再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理论而言，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实际来考察，这种可能性应很少。

以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件事为例，与其把它们作为文革重来的证明，不如作为反证更恰当。对任志强的处理拖到现在，说明在这件事上阻力非常大，最终结果只是给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而且这事并未波及某些为任辩护的学者。若是放在文革，肯定不是这种结果，不但任会丢掉党籍，打成反革命，那些为任辩护的人士都会受到牵连。

在人大会堂唱红歌这事，比起任志强事件来，似乎更能看作文革幽灵重来。因此，此事一经披露，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舆论哗然。

然而，仅仅是一个“红二代”马晓力的个人质疑和呼吁，就迫使主办单位中国歌舞团不得不对此事切割，声称自己被骗，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环球时报》也发文为政府解套，说此事与官方无关。据说中纪委已介入该事。按一般人的理解，人大会堂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政治场所，能在那里唱红歌，无疑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至少是默许，换言之，它背后的力量应该是强大的。但这事不仅媒体没有报道，在披露后，迅即不堪一击，相关部门都忙着撇清责任，说明中国社会同样存在强大的反文革基础，这个基础要比文革幽灵的基础更牢固，从官方的政治话语到社会舆论再到民间财富，它都更得到中国社会的支持。

假如文革重来，那么作为群体谁最有可能参与？底层大众。文革在人们的描述中，百姓对压迫他们的官僚机器造反，知识分子和官员则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毛正是利用大众对官僚体系的不满和对平等的诉求，而发动了文革。

因此，从底层来说，文革的特征是阶级意识、斗争思维、真正翻身做主人的心理感觉，这些对底层的吸引力很大。今天中国社会也存在着这些特征，然而，深入分析文革，就会发现，文革中百姓的社会地位看似抬得很高，但他们并非是文革的受益者，百姓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只是在文革初期存在不长时间，从整个文革过程来看，他们实际上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官员才是。文革的造反派多数其实是干部子弟，少数出身工农的造反派除王洪文、陈永贵等外，在文革初期就被抓起来了，下场没有几个好的，因而可以说，百姓那种平等的社会心理其实只是一种幻觉，且还不论几百上千万平头百姓死于派系斗争和饥饿。

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文革对中国的官僚体系虽然有很大冲击，但并未造成本质威胁，它导致的结果不过是官僚体系的内部重新洗牌罢了。

有一点必须指出，虽然底层有着造反的冲动，但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为打到政敌，追求乌托邦社会主义而直接诉诸民众，底层是不可能自行发起文革的。因此，文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今天的官僚体系相对民众来说，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利益集团，虽然内部分配不均，但鉴于文革对官僚体系和官员个人冲击的教训，所以官方不可能为打碎官僚体系或分配不均而再次鼓动民众，这从反腐不允许民间参与就可知。官僚体系的失意者、野心家和一些民间反体制人士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并利用大众的不满试图动员社会，然而，这样的动员一出现，就会遭到社会反文革力量的反对，尤其是如果它发展到一定规模威胁到现有官僚体系的利益，无疑会遭到官方严厉打击。

因此，除非社会出现了某种突发事变，否则，文革——无论是原版文革还是新版文革——都不可能重来。

(责编：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