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在海外工作会面临哪些问题？

在旅居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15年后，海伦·玛菲尼（Helen Maffini）感觉是时候回到加拿大的家了。但她不久后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我们2013年搬回加拿大，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想要回到这里定居。”她通过电子邮件说，“我们一年后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感受尤其强烈。我发现很难重新适应这里的生活，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漫长的冬天十分难熬，与我们之前居住的地方相比，这里有点过分安静。”

意料之中的是，46岁的教育顾问玛菲尼本月搬到了柬埔寨，而她的意大利厨师丈夫也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

玛菲尼的经历并非个例，尤其是考虑到外派员工的构成在过去2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的外派员工都是被公司派往海外办事处的专业人士，通常是一次性的工作，时间约为3年。由于薪水丰厚，所以这种职位通常很受欢迎。

但最近的调查显示，外派员工的构成已经发生变化。一份报告显示，来自亚洲的外派员工现在与西欧和北美一样多。不仅如此，现在的外派员工既有可能从事一系列时间较短但十分紧凑的工作任务，也有可能一次性从事更长时间的外派工作。还有的人会直接到海外自己找工作。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安排，很多人都会远离家乡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回乡剧变

但前往海外工作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家住挪威斯塔万格（Stavanger）的心理学家尼克拉·麦卡弗里（Nicola McCaffrey）表示，长时间背井离乡会破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而离家时间的长度和回家探亲的频率都会对这种感受的强度产生影响。有些长期在海外工作的人回到故乡后甚至无法融入新的生活，难以适应反向文化冲击。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再次离开，无法找回往日的心境。

“我离开的时间越久，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依恋就越弱。”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的玛菲尼说。

即便是对海外工作时间较短的外派员工而言，回家之后也可能很不适应。绝大多数公司（根据Cartus发布的《2016全球流动性政策与实践》调查报告，这一比例达到78%）都没有追踪外派员工回国后的流失率，但在追踪这一数字的公司中，有52%表示回国后一两年内离职的员工在0至10人，还有24%达到11至30人。

“很多人都会在准备成家时回国。”曾经在香港工作过两年的伦敦职业绩效教练尼基·托马斯（Nikki Thomas）说，“他们希望让孩子在自己的祖国出生，然后给孩子相同的护照——这是他们的身份证。不仅如此，当你离开后，往往会怀着乐观的心态看待祖国，而随着年龄增大，你也希望成为父母的依靠。”

问题在于，这些美好的预期或许并不符合实际。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世界依然在变化。托马斯回忆起英国脱欧公投给她的几个英国朋友带来的打击时说：“我觉得这让他们感到恐惧，这已经不是他们离开时的那个英国了。”

尽管很多组织在外派员工身上花费了不菲的资金——有时候甚至高达一名员工年薪的3倍——但回乡探亲的次数却往往因为飞机航班、搬家成本和教育费用等因素而减少。

企业很少考虑员工及其家人的幸福——即便这些员工可能已经离家5年，甚至更久。

“这一因素经常被严重忽视，但这的确需要引起重视。”托马斯说，“很多人回家后还想再次离开，主要原因是缺乏支持。”

更糟糕的是，很多外派员工原本认为他们回国之后就可以在事业上进入快车道，但最终却发现在国外获得的技能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实际作用。

反向文化冲击

外派员工往往会低估长期居住在海外给自身带来的变化。“在海外居住和工作可以深刻改变一名员工和他的家人，甚至是以他们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来实现。”Cartus跨文化销售和客户管理总监珍妮·卡斯特里诺（Jenny Castelino）说。

尽管工作可能是决定回国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但很多外派员工之所以回到祖国，是为了拉近与家人的距离。

这正是39岁的保育生物学家Mei-Ho Lee在美国居住了10年后，选择在2009年返回马来西亚的原因。

虽然Lee为了回国已经筹备了1年时间，但等到真的回到家乡，她还是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回国后的头几个月里，她住在父母家里，没有了纽约的喧嚣，也没有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则是马来西亚北部怡保市慢节奏的生活。

“头几个星期就像蛰伏一样。”她回忆道。后来等到工作确定后，她就搬到了繁忙而拥挤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Lee在美国时曾经面试过一家美国保育织的职位，但只能等到该职位的资金确认后才能开始工作。

“吉隆坡已经今非昔比。我完全认不出任何东西，也认不出任何道路。我没有骑车，所以出行很困难。我很怀念纽约的公交系统。”

祖国的工作方式也令她很不适应，“我必须切换回亚洲模式。”Lee说。

第三文化儿童

养儿育女也是个问题。

由于丈夫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所以侨居马来西亚的英国公民凯伦（Karen）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但她回忆道，随着孩子年龄增大，他们22年的侨居之旅变得越来越困难。两个孩子现在都在英国读大学，但由于从没有在马来西亚生活过，所以他们并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而他们在欧洲的住所也已经对外出租。“他们的家在手提箱里。”凯伦说。

美国社会学家露丝·希尔·尤辛（Ruth Hill Useem）发明了“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成长过程中在祖国之外度过很多时光的儿童。她的研究灵感来自她自己的孩子在印度的成长经历，她于20世纪50年代在该国从事一个研究项目。典型的第三文化儿童面对“你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可以给出很多答案，他们在很多国家都有朋友，而且掌握不止一种语言。

玛菲尼表示，她自己的孩子“适应性很强”，但他们也很难明确“家”的概念。她曾经写过一本名为《萨米的下一步》（Sammy’s Next Move）的书，希望帮助其他儿童应对不断搬家的生活，并明确家乡和身份的概念。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只蜗牛，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自己的家。

事实上，玛菲尼认为自己的侨居生活是从15岁开始的，那一年，她的父亲接受了日本一家研究所的工作。这也就难怪她为自己选择了类似的生活方式。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已经20岁，目前在渥太华学习服务业。与很多第三文化儿童一样，她似乎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种不安定的基因。所以，她也不准备留在加拿大，而是希望环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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