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有效率“只是一个传说”

朱利亚·皮涅斯
（Giulia Pines）

2017年10月13日

（图片来源：Joachim Messerschmidt/Getty Images）

2011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的一家小型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我的客户拿着机票，但哪里都去不了。他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但是目的地——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并未开放迎接他们。六年过去了，但柏林南部这个大型建筑工地都每年还是传来同样（现在看起来很搞笑）的消息：项目超出预算数十亿，但是距离机场开放还遥遥无期。那么所谓的德国效率到底怎么了？

如果机场工程逾期还不够说明问题，我就揭开一个秘密：德国效率是一个传说，它植根于宗教、民族主义、启蒙运动和几场大型战争。德国效率在20世纪可能登峰造极，但是德国效率的说法之所以留传至今，是因为它解释了德国人让世界感到费解的所有事情。几乎让德国亡国的二战、把德国一分为二的柏林墙、以削弱德国为目的的欧元、原本可以终结德国的金融危机，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德国依旧鼎立世界先进行列。

但效率跟机场无关。

图像加注文字, 尽管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已经超支数十亿欧元，机场开业还遥遥无期（图片来源：ODD ANDERSEN/Staff/Getty Images）

德国效率（或者缺乏效率）和德国幽默很像，是游客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惊讶于火车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崭新的高速公路上德国生产的汽车以飞快的速度行驶（统计结果是事故发生率反而较少），还有最让外国人苦恼的事：德国人过马路严守红绿灯——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还会警告你。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德国人对规则的偏爱等同于效率，虽然德国人对规则的偏爱也同样让外国人感到费解。虽然遵守规则有助于严丝合缝的执行日常任务，但是对于大型的、具有国家意义的工程项目，它并不会带来效率。苦等国家歌剧院（Staatsoper）装修延期的柏林文艺界人士对此会表示赞同；见证新的爱乐音乐厅成本飙升的汉堡文艺界人士同样如此。

谈到德国效率，总是离不开普鲁士。普鲁士在数百年的历史中，以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严谨的职业道德著称。在19世纪的盛世，普鲁士的领土覆盖德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和如今的波兰。在一本正经的北方普鲁士人忙着到处行军扩张，在干燥、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种植土豆的同时，巴伐利亚人正在温暖的气候里愉快的饮酒。

随着普鲁士遵从路德教（Lutheran Protestantism），两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路德教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构想出来的新型德国基督教，远离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禁锢。而他的作品把德国人的形象进一步塑造成勤奋工作、遵纪守法、支持政府的特点（无独有偶，后来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发明了"平庸的邪恶"这个词来解释德国是怎样孕育了纳粹主义，当时她就提到了德国人的这些特点）。

普鲁士人不仅标榜自己的这些特点，还把它们变成民族性。直至19世纪中叶，德国仍然不过是一连串分离的王国，仅仅在与法国或斯拉夫发生领土争议时才会团结一致。普法战争（1870-1871）时，普鲁士打败了拿破仑三世，从此改变了一切，开始朝着现代德国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根据《德国简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作者詹姆士·霍斯（James Hawes）的看法，正是这次胜利塑造了德国效率的形象。19世纪初，对英国来说，"德国是有点落后的国家……似乎一夜之间，他们就打败了欧洲的军事强国法国。当时看来，这是种有点奇怪的黑色奇迹。"

图像加注文字, 对德国效率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职业道德（图片来源：Joachim Messerschmidt/Getty Images）

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作品中愉快的浪漫主义、品酒的哲学家、暗黑森林、起伏的山峦还有眺望着迷蒙远景的孤独行者都一去不返。整个德国现在已归入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的统治之下，而全欧洲都知道要提防这个民族。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对"他者"的恐惧。霍斯解释道："如果你要保护世界的民主……可以说你的敌人太过诡异……它的狡诈超越了人类。"位于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可以看到一战期间的宣传海报鼓吹这一神话，有的把德国皇帝的脸放在蜘蛛的身体上，通常都宣传全知全能的德国人形象。

图像加注文字, 马丁·路德的作品塑造了德国人遵纪守法、勤劳工作的形象（图片来源：ullstein bild/Contributor/Getty Images）

但为什么对德国效率的痴迷持续至今？在1945年协约国胜利以后，它不是理应破灭了吗？德国《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的本地编辑马库斯·黑塞尔曼（Markus Hesselmann）虽然并不想承认，但是他认为："英国仍然存在对纳粹德国的一种奇怪的痴迷（这里我必须小心用词）。人们希望消除纳粹的一切坏的东西，只留下受人尊敬的一面……"

前协约国主要成员美国和英国惊讶于一战后背负沉重赔款负担的德国如何能够崛起发起第二次战争——尽管这些制裁对二战负有部分责任。他们情愿相信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残酷无情的高效职业道德，而忽略为了抵制俄罗斯，西德获得了多少投资。正如霍斯指出的，这一神话"与历史无关，更多的是与幻想有关。"在创造德国神话的同时，我们把自己也变成了神话。

在这一点上，可能没有人比非德裔的德国人更加了解。他们从别的国家移居至此，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严苛的规定和无休止的官僚主义，甚至像柏林机场这样的公共工程也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