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檔案袋到信用評分 中國是否正走向「奧威爾式」監控社會

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本月初在一個演講上尖銳抨擊中國多項政策，其中一項指責中國通過「社會信用評分」制度，企圖全面控制民眾生活，他甚至直呼該制度是「奧威爾式」的。

彭斯說的「社會信用評分」，最初源於中國國務院2014年提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規劃的「社會信用體系」。該體系計劃在2020年之前建成，對14億公民的信譽度實行記錄。

有學者對BBC說，外界對中國的「社會信用評分」存在諸多誤讀；還有人表示，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秘密監控公民生活的社會完全不是他的切身體會。

那麼，從裝在牛皮紙袋裏的個人檔案，到即將實施的記錄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信用評分，中國的社會信用系統由哪幾個部分構成？中國究竟想利用它來做什麼？

三種體系

「讓每個中國人都有信用評分，讓信用等於財富。」一份由中國互聯網協會和螞蟻金服在2016年底共同發佈的白皮書這樣構想以後的中國社會。

作為這份白皮書的作者之一，螞蟻金服公司是早前獲批開展個人徵信業務的8家中國市場機構中最受關注的一個，因為它還有個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支付寶「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的運營商。

「芝麻信用」被視為是中國首個通過大數據給用戶進行信用評分的商用案例。它對用戶的消費行為和偏好等因素進行分析並評分，如果積分足夠，用戶便可享受免押金租車、住酒店等服務。想增加積分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經常購買尿布等家庭用品，但如果購買大量電子遊戲產品則可能被減分。

這是見諸在眾多報端裏對於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的描述，但多名學者向BBC中文稱，「芝麻信用」建立在用戶自願開通的基礎之上，儘管它為中國日後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參考，但兩者本質上沒有任何關聯。

「中國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是一個由各種舉措組成的對公民評級的生態系統，而非一個統一的控制系統。」荷蘭萊頓大學中國問題學者羅吉爾·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對BBC說。

北京大學金融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劉新海曾在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從事研究，他向BBC中文介紹說，中國目前的信用體系有三種。

「中國現在有發改委（即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的社會信用體系，有央行牽頭的傳統的徵信體系，有芝麻信用等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的民間徵信。但在很多人眼中可能只有一個體系，這是一個誤區，」劉新海說。

中國當局對個人信息進行記錄並非新鮮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所有的青年在工作後都會有一份自己看不到的檔案袋，無論是工作分配、學校選拔，還是政審，這份人事檔案都會成為對個人進行評價的重要一環。

然而，檔案袋可以記載的內容畢竟有限，並且無法聯網。在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活動的活躍展開，一個由銀行系統主導的徵信體系逐步建立，用於記錄個人信貸記錄。

劉新海介紹說，近幾年來，中國當局為加大對失信人的全面懲罰力度，要求發改委另組一套體系，這與銀行系統目前是分開的。

「兩者是沒有聯網的，因為發改委和央行對信用的理解其實是有偏差。社會信用體系目前缺乏理論基礎，參與的部門也非常多，什麼信息需要共享也不明確，」劉新海說。

不過，的確有證據表明，中國當局正嘗試將這些不同的體系「打通」。

從山東榮成市的例子中便可初見端倪。該城的79萬本地和外來居民、1.6萬家企業和1420個社會組織已被納入一個信用系統當中。

據當地媒體報道，這些對象被分配了1000分初始分，隨後根據不同行為進行加分和扣分。參與志願服務、獻血等屬於加分項，拖欠銀行貸款、交通違章等則屬於扣分項。

此外，該系統還把不同分數人群劃分為AAA、AA、A、B、C、D六個等級。最終的等級將影響個人貸款、職務升遷等諸多方面。例如，信用等級高的人去政府辦事會享受優先處理。

榮成並非特例，根據發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名單，成都、宿遷、惠州、溫州等12個城市被列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樣板」城市。中國國務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則計劃到2020年，「以信用信息資源共享為基礎的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基本建成」。

失信後果

在這樣的系統下，失信了又有什麼後果？除了扣分，很多地方部門發明了自己的方法，對當局認為的失信人採取行動。

例如2017年7月，山東萊州的一家法院要求三家通信公司將多名失信被執行人的手機號碼被叫語音改為「老賴」提示音，當其他人撥打這些失信人的電話時，傳來的將是「人民法院溫馨提示，您撥打的機主已被發佈為失信被執行人。」

中國媒體「澎湃新聞」報道稱，在河南開封，當地法院還嘗試將失信人的照片植入年輕人流行的短視頻社交App「抖音」中，配上激昂的音樂。

2013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出現在名單之上的人將會受到高消費等方面的懲戒。隨後，懲戒力度逐漸加大，失信被執行人的出行也會受到限制。

中國發改委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中國當局已累計禁止1160萬人次的失信人乘飛機，限制乘高鐵441萬人次。

被限乘高鐵可以有多種原因，例如在列車上抽煙、攜帶易爆等危險品、逃票或使用過期車票。

爭議

在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並非一個敏感話題。相反，中國當局進行了大力宣傳。今年德國的一項學術研究發現，80%的中國網民對政府和民間的信用體系都持積極態度。

「『奧威爾式』這個詞，我覺得完全不是我的切身體會，」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孟維瞻對BBC中文說。「我個人沒有覺得，現在受到政府的控制程度，和十年前、十五年前相比有什麼變化，反而是治安變好了。」

「在中國，消費者要時刻提防有毒奶粉或毒草莓，還要提防各種騷擾短信和電信詐騙，社會信用體系至少可以讓生活更加可靠，」另一名網友說。

羅吉爾·克里默斯在此前的一次採訪中表示，中國政府快速進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因為中國從管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產生了有法不依的問題，很多時候，法律沒有足夠的威懾力。

劉新海認為，有些事用法律太重，用道德的話又無法形成約束，信用獎懲可以被視為是兩者之間的第三種模式，用於對公民進行獎懲。

不過，也有批評人士擔心，社會信用體系會有利於當局對異議人士和少數族裔進行監控和威脅。

總部位於美國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今年的一份報告稱，中國當局正在新疆部署一種基於大數據分析的預測性警務軟件。

報告通過分析新疆地方政府的招標文件發現，該警務軟件通過視頻監控、WiFi嗅探器等多種來源或「感知系統」收集信息，將其認為可能對當局構成威脅的人員進行標注和跟蹤。

還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會要求微信與支付寶提供用戶的支付記錄、聊天記錄及其他活動，例如訪問過的酒店和餐廳、婚姻狀況等。

孟維瞻認為，政府需要明確，老百姓出現什麼行為的時候要受到什麼樣的制裁，制裁多久。例如一些信用評分低的人不被允許去政府工作，但一切需要透明化。

「比如說，前幾年我國的『三聚氰胺』事件，導致了老百姓的恐慌。人們只知道哪些企業是不誠信的，卻不知道哪些企業是靠譜的，」孟維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