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百农》：“热泪夺眶”的儿童悲伤电影

在导演拉巴基（Nadine Labaki）拍摄的奥斯卡提名影片《迦百农》（Capernaum，台湾译《我想有个家》）的前几分钟镜头中，我们看到一个瘦弱的12岁左右的小孩被带上法庭。这位小演员名叫赞恩·阿尔·拉菲亚（Zain Al Rafeea），他在影片中的角色也叫赞恩（Zain）。他的手铐被解开；这并不是赞恩第一次出庭，但这一次，他是原告。赞恩对法官说：“我想起诉我的父母。”他下颌突出，一副叛逆的样子，但眼里都是受伤的神情，他接着说：“因为是他们把我生了出来。”

《迦百农》影片名“Capernaum”是圣经记载过的一个现在已经荒废的村庄，同时也呼应了法语的“Capharnaüm”（混乱）一词。影片故事背景设在现代的贝鲁特，生动却不煽情地描绘了极度贫困的儿童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忽视，片中的绝大部分演出者都不是专业演员。故事主要围绕赞恩的经历展开：他和父母还有多个兄弟姐妹挤住在贫民窟里；虽然工作极其辛劳，出于儿童天性让他在疲惫不堪的工作之余也会玩耍；他没有机会上学，最终命运似乎只有步其兄后尘关进监狱这一条路；他缺衣少食，也缺乏温暖和关爱。赞恩的生存的本能和天生的尊严也在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非法劳工拉希尔（Rahil）（由希弗劳（Yordanos Shiferaw）饰演）身上得到了体现。拉希尔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女尤纳斯（Yonas），同时又要避免被驱逐出境。这部电影不但尖锐辛辣，切中时弊，而且也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矛盾的世界。

拉巴基身兼数职，她既是作家，也是演员。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文化专栏（BBC Culture）说：“我想拍这样的一部影片已很久了，是从叙利亚难民危机时期开始的。你在黎巴嫩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孩在工作，卖口香糖，拖着瓦斯罐沿街叫卖。你感到非常沮丧，然后又觉得那么徒劳无功。我记得当时看到库尔迪（Aylan Kurdi）（一位三岁的叙利亚难民，2015年随父母经地中海偷渡欧洲时溺亡）的时候我心想：如果这个小孩没死，他能告诉我们他经历的事情吗？由于我们成年人做了决定，这些孩子就像牵线木偶一样任我们摆布，无论我们提出要打什么仗，无论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系统性混乱，孩子们只能承受。”

拉巴基回忆起一个深夜，她看到一个小孩和母亲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乞讨。这个小男孩困得睁不开眼，但又没办法好好睡觉。“我当时非常生气；我们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剥夺了一个小孩最基本的闭上眼睛睡觉的权利？给我力量去做些什么吧；我能做什么呢？”

拉巴基那天晚上画了一幅素描，《迦百农》的灵感就此诞生。“那是一个张大着嘴的孩子，他用尽力气向周围的成年人大喊：‘我不属于你们的世界；我不想在这里’……现在我看这张图片，就是赞恩站在众人面前说：‘不要再这样了；你们根本不配拥有孩子。’”

从头开始

这部电影是通过密集的基础工作制作而成的。拉巴基和一起写剧本的人前往收容所、拘留中心、少年犯监狱以及贫穷的社区去和那里的儿童谈话交流。她喃喃说道：“一个男孩告诉我：‘我不明白，如果我的一生中，没有人会爱我、没人对我说一句好话、没有人会在我睡觉之前给我一个吻道晚安，为什么我要出生呢。’这一经历当然改变了我。我见过用非常严苛的话语来描述自己的小孩；还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被出生登记。这让我觉得，这部电影要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小孩起诉父母把自己生下来，起诉整个世界。”

在街头寻找演员是《迦百农》拍摄的重要一环；虽然拉巴基曾经在自己拍的电影《焦糖》（2007年）以及《吾等何处去？》（2011年）中担任主演，但在这部电影里她只是一个简单的配角，演赞恩的律师。此外，电影起用一群非专业演员，而且几乎所有的演员都带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到表演里面去。拉菲亚自己就是一名叙利亚难民（《迦百农》于2018年获得加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当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很轻快地说：“演戏很简单。”）；（饰演赞恩妹妹萨哈尔（Sahar）的埃赞（Haita Izam）出生于叙利亚阿勒颇（Aleppo），出演这部电影时在贝鲁特的街上兜售口香糖，而且她在电影拍摄期间曾一度被拘留；（饰演尤纳斯的一岁女孩）班科尔后来和母亲一起被驱逐至肯尼亚。

这些未经受专业训练的演员给电影带来一层未受修饰的原生态感、同理心态以及至关重要的敏感性；这让人想起了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由非专业年轻演员主演的国际现实主义电影。这些作品包括雷伊（Satyajit Ray）的阿普三部曲（Apu Trilogy）的第一部（即1995年的《大地之歌》（Pather Panchali））；英国工人阶级年轻人坚忍不拔的作品，如：洛奇（Ken Loach）的1969年作品《小孩与鹰》（Kes）以及拉姆塞（Lynne Ramsay）的1999年作品《捕鼠者》（Ratcatcher）；由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小孩真实出演的电影《上帝之城》（2002年作品，由梅里尔斯（Fernando Meirelles）以及兰德（Katya Lund）执导）；以及以利比亚为背景、由曾经的童兵真实出演的《疯狗强尼》（Johnny Mad Dog）（2008年作品，由萨瓦尔（Jean-Stéphane Sauvaire）执导）。

儿童对社会冲突的看法为我们这些成年观影者创造了什么呢？拉巴基回答说：“我认为这让你感觉到了这种视角的纯粹性，因为小孩的视角不会受制于社会法则或者虚伪的影响。有一句法语谚语：La verité sort de la bouche des enfants，即是说‘小孩的嘴里说真话’。赞恩演的就是他自己；他很了不起，是现实世界中一个特别的孩子。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有道理的，而且即便这是非常象征性的，你也会相信他。”

小孩说出来的话

《迦百农》里也体现了电影制片人及影评人卡曾斯（Mark Cousin）有关以儿童为中心的电影的绝佳纪录片《儿童电影史话》（2013年）中探讨的许多经典主题，如孩子负担父母的责任、孩子的孤立无助境地，以及阶级分化等。卡曾斯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电影比其它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更广泛地关注儿童经历。

卡曾斯告诉我：“电影是一种很年轻的艺术形式，仍然处在很年轻的阶段。这让电影很擅长对年轻人的描绘。而且电影和儿童都非常专注于当下。此外还有一点，大多数的艺术作品都由成年人完成。当成年人写一本有关儿童的小说，或者画一幅有关儿童的画时，他们并不一定真正需要儿童参与其中。但如果你在拍摄有关儿童的电影，你就需要让儿童参与到中心环节，除非你拍的是动画片。儿童能够很好地改变电影，使之独具特色。”

儿童的视角也应该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但这也可以说是触碰了我们作为成年人所压抑的品质。卡曾斯说道，“毕加索曾经说过：‘所有的儿童都是艺术家’，我们进入青春期后，就变得比较内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些墨守成规。成年带来了对专业性和责任心的期望。严肃感让我们或多或少将自己封闭起来。职业道德取代了玩乐。成年人应该更负责任、更了解世界，这点我同意，但不能以牺牲天性为代价。儿童和电影行业都擅长于顺从天性。”

这种生动的自发感体现在《伽百农》的多个场景中；这部电影的小型摄制组旨在将真实发生的事情融入到电影背景里。电影里还大量地采用配乐和无声场景的表达形式；在赞恩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对妹妹的付出、及对拉希尔和尤纳斯的日益深厚的依赖中（这种跨文化的情感纽带不断出现在拉巴基的电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仍保有童年的遐想。

拉巴基表示：“按照剧本的发展先后顺序来拍电影是非常重要的。拉菲亚和班科尔在见面的第一场戏时，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很像互相打量嗅着对方气味以作试探的野生动物，这很真实；他们互相并不认识，被放在了同一个环境里。班科尔一开始觉得这个男孩有点可疑，你可以看到她在想这是谁，而且她并不想和他分享玩具。两个人互相对视着，内心非常挣扎。随后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你就看到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他握着她的手的样子变了。我们拍摄了六个月，最后拉菲亚比摄制组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爱护她！”

还有其他什么儿童主题片的电影构思启发了拉巴基呢？她说，“我总是非常惊叹于伊朗的电影制片风格。”她指的是帕纳希（Jafar Panahi）（《白气球》，1995年）、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塔勒比（Mohammed-Ali Talebi）（两人合作拍摄了风格粗犷的2002年电影《让风带着我起飞》）等身兼编剧导演职责的人。“让人感觉太真实了，因此你看不到电影是怎么拍的，你只是沉浸在这些电影反应的现实中。”

当电影以一种儿童视角看待社会冲突时，情绪上的直接冲击通常让人很难看下去。许多最让人心碎的描述政治和贫困的电影都借助了这种角度，例如：1962年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执导的《伊万的童年》（Ivan's Childhood）（由布尔利亚耶夫（Nikolai Burlyayev）扮演一名12岁的苏联童子军）；让人心碎的1988年日本动画片《萤火虫之墓》（电影基于野坂昭如（Akiyuki Nosaka）1967年的半自传性小说，故事里两兄妹在二战期间饿死）；以及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不久，在伊拉克由库尔德导演哥巴迪（Bahman Ghobadi）拍摄的《乌龟也会飞》（2004年）。

《迦百农》里，最小的细节也可以给人冲击；在其中一幕中，赞恩和年轻的露天市场商贩梅逊（Maysoun）交朋友，梅逊的梦想是两个人挣够钱后，坐着带有“漂亮的灯饰”的船逃离这里。赞恩的艰难生活让人痛苦，但他的形象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却能振奋人心；即使电影结束了，他也萦绕在我们心中。在电影里，有这样一股引起共鸣的力量需要我们关注；这部电影挑战了新闻传播的短暂感。我们常常在新闻中面对许多悲剧的影像：从炮弹横飞后的废墟中钻出来受惊过度的年轻人，在边境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婴儿，沙滩上儿童的尸体，但我们很少真正地体会到这些新闻的主角是有血肉有情感的人物。

拉巴基说：“我真的相信电影的力量，无论你多么的愤世嫉俗，电影都能影响你的生活，而我想借助电影的这一点。我们建立起这套系统和规则：一个小孩的存不存在完全要看他/她有没有一纸登记文书，这是一件荒谬的事。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呢？他们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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