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之年中的激烈情感和背后故事

没有人预见这场示威的到来。从抗议者到参与者，香港的抗议和暴力在2019年震惊了所有人。这场危机源于政治，却通过情感而发酵。BBC采访了五位卷入香港示威的人士，回忆他们在这场示威中的情感体验——他们的眼泪、兴奋、破裂的人际关系以及骄傲。本文由BBC的蔡晓颖撰写，人物肖像照由卢君朗提供。

故事起点

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是最后一个正常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像在香港的其他周末一样：闹腾的鸡尾酒时光，家庭午餐，在霓虹灯下购物至深夜，以及随处可得的可爱自拍照。

但是隔天，更有政治味的行动开始了。星期天，数千人在令人沮丧的毛毛细雨中游行，抗议一项允许将疑犯引渡到中国的法律修订案：“引渡返大陆，香港变黑狱。” 游行人士这样高呼。

当时，关于这场游行的报道并不多，但这座城市正在倾听。

香港后来发生了持续6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游行，街头成为战场， 警察毫不犹豫地以催泪瓦斯、橡皮子弹、水炮和实弹回应示威。青少年抗议者发射弓箭，香港立法会会议厅遭到破坏，数起千计的香港年轻人现在学会制作汽油弹与纵火。即使港府后来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市民的愤怒却变得更加剧烈。

政治也许是触发这场运动的主因，但鲁莽的激情却成为燃料，在这座城市的各地爆发。陌生人在街头发生争执：有一名男子因为批评示威者的言行，而被淋油点火；一名愤怒的出租车司机开车冲进一群抗议者；一个大学生摔死，无人能解释原因；在街头冲突中 ，当时站在马路中间的年迈清洁工，被空中飞来的砖块击中而丧命。

香港是我的家，报道这一切并不容易。这个城市一直以稳定繁华著称，但在这半年间恍惚变成超现实的“反乌托邦”——市民担心中国的统治，但也担心暴力对社会的影响。现在，似乎没有香港人能睡得好了。

教科书中的政治、经济、人口统计甚至民主理念、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等因素都难以完全解释香港发生的事。但是，从这些因素中交错产生的强烈情感，或也能说明这场运动。因为即便政治立场上有所分歧，但情感是这座城市所共享的。透过这些故事帮助我理解当下香港的困境。

警嫂

“我为了家庭还在努力维持婚姻，但他已不再對我有吸引力了。”

菲奥娜（Fiona）17岁的时候在学校认识她的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嫁给他。现在，30多岁的她，与先生有了两个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庭。但现在，政治磨损了他们的婚姻。因为她是一名示威者，而先生是一名警察。

Fiona说：“我告诉他，我对他的爱减少了。”

他们婚前约会时不大讨论政治，那时也没有太多政治话题能说。

直到2014年那场占领运动中，Fiona开始意识到了他们的政治分歧，而那场运动在寻求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当时，儿子才刚满月，产后的Fiona到抗议区声援，但却因为丈夫对示威者的轻蔑而感到受伤。

尽管如此，当时Fiona相信爱情能弥合任何差异。但今年的这场运动，对她来说已经改变了一切——就像许多香港人认为的那样，关键的转折发生在7月21日。

7月21日当晚，整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但是当人们在深夜返家时，乱局中出现了另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在新界元朗地区，有一大群穿着白上衣的亲政府人士，谣传与三合会帮派有联系，手持棍棒，在地铁站等待并袭击痛殴他们认为的示威者。

“我拿着手机从厕所里冲了出来。我告诉他那些白衣人在元朗攻击普通市民。他说他知道了，之后走进了卧室。而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安然，我却在客厅睡不着觉。”

事件发生之后，愤怒席卷了整个城市。第二天早晨，有人指控警察做得不够，警方则否认了这一指控。后来，元朗事件被外界用来批评港警在场，却没有协助民众的重要证据，警方的否认不足以让许多人信服。元朗事件后的下一个周末示威，是当时最激烈的暴力事件之一。

Fiona的愤怒，随着港警手段变得更加强硬而升高。她和丈夫开始因所谓的警察暴行而争吵。

许多民调结果显示，即使示威者暴力升级，香港民众仍坚定地支持示威运动。但示威者也对被视为亲政府的公司或餐厅泄恨：地铁列车操作员目睹车站和售票机遭到破坏，中资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被摧毁。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是泛民主派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不过，Fiona的丈夫并未因为示威运动而动摇。

Fiona问：“他为什么这么愚蠢？他认为共产党和送中条例都没有问题。”自此，两人的关系开始有了不尊敬。

但丈夫仍深爱着她。她说：“他一直向我发送心形表情符号。我过去也会发同样的表情符号回复他，但现在我已没有心思这样做。他一直要我回应。”

她说：“我真的很想再次爱他，但我不能。”

但Fiona也承认，“当警员是他的骄傲。这是他的身份认同…...“

这也是香港许多警察和政府支持者的认知。对他们而言，香港示威运动开启之后，最令他们不安的事情之一不仅是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还包括在街头爆发的争斗。

撑警商人

“我没想过一张照片会牵连这么大”

2013年，王莉莉成为寡妇。她的丈夫死于心脏病，留下她与两名年幼的儿子。三年前，她开了一家小食店，她不想再只依靠社会福利过日子。

王莉莉的小食店生意兴隆。客人从香港各地来品尝她的肠粉、糕点和凉茶 。她一度以为自己也许可以存够买楼的首付款。但是，在她将一张她参加撑警集会的照片上传到脸书之后，一切都变了。

王莉莉说她支持香港警员，因为后者负责维护法治和秩序。 “我不后悔上传照片，因为我只是表达了我的个人看法。”她表示。

但是，反弹马上就发生了。

年轻人不再来她的小食店，后者甚至开始成为餐厅卫生和安全投诉的目标。 王莉莉说，十月份时，来自不同部门的官员几乎每隔一天都会拜访她的商店。由于许多投诉，政府单位来调查食物的卫生状况，餐厅是否遵守消防法规等。

在香港，开始有一些应用程序（APP）创立，这些应用程序将电子地图上的餐厅行号标识为“蓝色”（声援警察）或“黄色”（支持抗议者）。

在一次访问中，王莉莉哭了。“我很激动。我支撑着家庭，而且我想要他们生活安稳。但我感觉我被推到悬崖边一样。”

她也哀悼旧香港的逝去 ，说：“香港是一个好地方。无论教育水平如何，只要愿意工作，你就不会饿死。”

“现在吃东西也要分颜色。”

王莉莉明白香港年轻人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但她觉得他们无视行动要付出的代价，也不珍惜香港的繁荣，因为后者是来自前几代人的努力。

前线警员

“一名高级警官对我说，我是唯一不蒙面的人…… 我心想他是否在暗示我不合群。”

成为警察是Derek的童年梦想。“阿Sir”在警察电影中总是看起来很帅气，而且他真正相信当警察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现在他想辞职了。

Derek从一开始就知道，服从是警察最珍贵的素质，毫无异议。

数个月来，由于香港示威暴力升级，港警一直戴着脸罩，也不再出示证件行动。警方说这是保护警员的措施，但示威者认为港警正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以逃避责任。

Derek说：“当我值班时，我不会遮脸，也会显示我的警员编号，这是我的坚持。”

但是，当一名高级警官质疑他的动机时，却对他这位前线警员造成影响。

对于警员来说，情势确实十分困难。

他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5个小时。防暴装备十分沉重，在烈日下跑来跑去很费力。警察和他们的家人被肉搜，公布身份。

许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做他们的工作。他们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同时也一直被指控制造仇恨。

尽管如此，Derek认为那些被港警被媒体录下，失控的殴打以及对抗议者开枪的行为并不能有任何借口的——“前线警员没有克制，过度使用武力，”他解释。

然而，他对于被识别为“黄色”感到不自在。

“我不知道自己是蓝色还是黄色，我真的很困惑。”

Derek不同意警察内部那种不能被质疑的忠诚，但他认为示威者内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不接受任何对具有不同政治想法的人，所做的任何攻击。

他说：“我问我支持抗议者的朋友们会否与这割席，所有人都说不。”

他已不知道他在这个“新香港”该抱有甚么样的的立场。

深爱香港的大陆人

“他说我来香港就该守香港的规矩。又说我该滚回自己的地方去。”

香港对大陆出生的Benjamin来说，从未被他视为永久居住地。但经过这场抗议之后，在港居住十多年的他终于把自己看作香港人。

6月16日，他一人花了5个小时从维园游行到金钟。抗议者说当天有200万人参加了那场游行。 Benjamin说：“我为这座城市感到自豪。”

和平示威者的决心使他感动。但是他与被称为“港漂”的社群在政治立场上有了龃龉。

“港漂”是移居到香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菁英。每年，港府接受20,000个名这样的“港漂”，但后者经常被香港人蔑视，认为前者抢了他们的工作。Benjamin说：“我可以说，100个的港漂就有99个人认为他们的中国身份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港漂”认为，香港人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是不可接受的。

在香港，许多内地人都觉得这段时间充满各种不确定：他们觉得自己贡献了这座城市，但却被抗议者怀疑自己是被洗脑的个体。许多人不禁怀疑这场运动是否被香港人的排外心理所影响，而Benjamin只是香港错纵复杂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例。

大学毕业后，Benjamin决定离开中国大陆。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很珍视个人自由，对中国的专制政府有天生的怀疑。

他甚至与一位朋友断绝关系，因为后者向内地公安举报了一名同情示威者的记者。但是由于背景和语言差异，Benjamin与香港人也难以建立深厚友谊。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但是我们不能变成好友。”

今年8月与一名抗议者同时也是优步（Uber）司机的相遇让他永远铭记在心。

Benjamin回忆说，与司机在接送地点有了小小争执之后，“他说，我听你口音，你不是香港人。”

之后，他和两个朋友被扔下了车。他的其他朋友却逮住这个机会调侃Benjamin。“他们说：你不是站在他们那边吗？哦，原来你不是自己人呀？”

香港与内地都排挤了Benjamin。现在，他正准备离开香港和中国，但他说香港这城市永远对他意义非凡。

女勇武者

“很多人总是说站在前线的人非常勇敢，但这不是真的。我们并不勇敢，我们很害怕。”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二十多岁的抗议者Celine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游行或集会，并开始艰苦的战斗。

“每次我都很害怕。但是下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Celine说她在最前线的恐惧，与如果缺乏行动，导致香港未来沈沦的恐怖比较起来，只是相形见绌。

她害怕中国在香港政治中的影响力：5名出版售卖有关中国领导人八卦书本的书商被中国扣留；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法释法，令一些民主派的民选议员被取消任职资格。Celine问自己：如果中国现在可以这样做，那么当2047年来到，也就是《基本法》失效之时，又会发生什么？

这是与Celine与她的同代人共同有的恐惧。2047年她将五十多岁，她的同代人将为人父母，而他们的孩子会面临什么局面？

一开始，她只会用砖块设置路障。不久，当她投掷汽油弹时，她的手不再颤抖。

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疲惫不堪的身体迎接冲突不断升级的示威，Celine目睹自己变得更加坚定，但恐惧感也一起升高。冲突带来了刺激，但在那场香港理工大学的围困中，一切都改变了。

那是在封锁的校园里警察和抗议者进行为期三天的对峙之地。在一次双方数小时的激烈争斗中，大火、汽油弹、砖头、甚至弓箭都朝向港警。警方用橡皮子弹、水炮和催泪弹猛烈回击抗议者，烟雾弥漫使得众人看不清楚里头的情况。

Celine说：“当时我以为我可能会死在里面。”

“我看到了一滩血。许多人的头在流血，他们在哭…...”她补充。

她最终设法逃脱而没有被捕。现在，每当她在乘坐公共汽车途中经过大学时，她都无法控制自己而哭泣，难以呼吸。

许多年轻的抗议者承认，他们的行动能够提升公众关注度，但同时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镇压; 他们明白风险，但他们也在权衡两者。

不过，对于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反对示威活动的人，还有另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恐惧。他们说，香港这个由他们建立的安全且繁荣的社会正在消失。尽管保持沉默并不理想 ，但他们忧心香港的沦落，不可避免地是从内部自我毁灭，而不是来自外部的攻击。

香港的下一步?

半年来，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对于巩固香港各地成千上万示威者的身份至为关键。他们不再依循香港资本主义的梦想—也就是拼命赚钱，对政治完全冷漠。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对过去“香港神话”的叛逆，已成为发展最快的香港集体认同之一。

当然，并非所有人与示威者想法一样。

小食店老王莉莉说：“中国建设很好”； “香港年轻人不认识自己的身份和根。”

她是那些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并感到安心的人之一。尽管受到许多支持示威群众的威胁或批判，他们仍享受表达他们的感受。

不过，没有人能告诉我们香港前路如何。无论立场如何，每人都会全力以赴，为这座城市争取他们认为最好的未来。

（除王莉莉外其余受访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