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信息大爆炸之下，與我們如影相隨

假如你相信一切的陰謀論的話，這個世界將會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在那樣一個世界裏，英國皇室是變形的外星蜥蜴，演員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羅拔·迪尼路）參與了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的意圖暗殺，西域兀鷲是以色列的間諜，破洞牛仔褲的潮流是一個密碼，你看到的尼日利亞總統是一個來自蘇丹的替身，愛滋病和埃博拉（Ebola，伊波拉）病毒是美國中情局（CIA）捏造出來的疾病……當然還有，地球其實是一塊平板，所以人類登月也從來沒發生過。

陰謀論或許荒謬，但是它卻可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後果。美國、墨西哥、法國、馬達加斯加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麻疹大爆發，部分原因就是反醫學疫苗運動造成。

到底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你能夠如何去判斷？

陰謀論的三大要素

說到底，陰謀論的盛行是因為，它填補了一些因為未知或者未得到解釋的事情而形成的空白。

但是，倫敦公開大學的資深心理學講師約萬·拜福德博士（Dr Jovan Byford）表示，陰謀論和「對事件的另一種解釋」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總是要指出「一個由權力人物組成的小團體秘密策劃的某種邪惡計謀」。

每一個陰謀論都具備三個關鍵元素：陰謀策劃者、計劃本身以及操控大眾的手段。

陰謀策劃者

「這可能是一個有明確成員身份的實體，」拜福德說，「比如光明會（The illuminati）、共濟會（Freemasons）以及更近期的比德堡集團（Bilderberg）或者骷髏會（Skull and Bones Society）等等。」

他所提及的幾個組織都是陰謀論當中經常被提及的密謀控制世界的秘密組織。

不過，陰謀策劃者經常都是以「一種模糊得多的概念來定義——大藥廠、軍工復合體、全球精英，諸如此類」。

拜福德解釋說，這種悖論是必要的，用以平衡「定義敵人的需要」和「接受敵人總是模糊隱蔽的需要」。

計劃本身

陰謀計劃本身是任何陰謀論的主體。拜福德說，它往往都會提及佔領全世界，並且在陰謀組織的重大成員去世之後，陰謀仍會繼續存在。

不過，他說：「只要想想，為了將這一切保密需要對事情掩蓋到什麼程度，就會發現一切都必須要有某個人在幕後操控。」

「那種覺得世界是可以完全受到人控制的想法，在危機來臨而且對事情的解釋又存在真空的時候，就是陰謀論背後非常重大的推動力。」

操控大眾

設想「幕後大腦」如何試圖操縱我們，與足球比賽的賽前分析是非常相似的。可說的有很多，可羅列的「證據」也有，還有一些令人不太容易想像的情景可以設想，而對偶然因素則是完全排除的。然後，每個人最後都會對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

根據陰謀論者的思路，「操控」可以來自任何容易理解的源頭——科學、政府或者媒體集團；也可以是一些荒謬的理由，比如超自然力量、神秘現象或者控制腦電波等等。

我們為什麼會相信陰謀論？

「有研究顯示，壓力和對陰謀論的易感性是有關聯的，」倫敦溫徹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邁克·伍德博士（Dr Mike Wood）說，「當一個人感覺對自己的人生不能控制時，在壓力和苦楚之下，陰謀論就會顯得更可信。」

這在群體共同經歷創傷的時候也是成立的。

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的米爾托·潘塔齊博士（Dr Myrto Pantazi）與她的同僚一起研究過俄羅斯斯摩棱斯克（Smolensk）空難之後的陰謀論現象——當時波蘭總統與95名政客和軍方高層在事件中遇難。

他們發現，陰謀論進一步加深了社會撕裂，而相信的人和懷疑的人都與對方保持距離，從而加深了內部矛盾。

「人們將此變成了自己社會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潘塔齊說。

而且，不要忽視反覆傳播所能形成的力量。心理學家將此稱作「真相錯覺」（illusion of truth）效應，而社交媒體會將它進一步放大。

「你越看得多，對某件事就覺得越熟悉，而越熟悉，它就顯得越可信，」斯坦福大學傳播學教授傑夫·漢考克（Jeff Hancock）說。

別以為你不會受騙

「陰謀論對社會可以是危險的，」潘塔齊說，「那些相信疫苗會造成自閉症並且不讓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的人，就是讓孩子置身於危險之中。」

而且，不要以為自己聰明就不會受騙。

「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陰謀論者就是一些窩在互聯網的角落裏不斷尋找陰謀論的人，」拜福德說，「但是大多數人都是介乎於兩者之間的，既不相信也不懷疑。」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夠不被那些怪譎說法所蒙騙，同時又能好好地觀賞《X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