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蒂·马里昂：一名成为“恐怖分子”的女权倡导者

某一天，一位学生在伦敦博物馆的资料库中读到了一部从未发表的回忆录，它来自一个参与女性参政权运动的炸弹袭击者。这名学生开始怀疑，这场运动的历史是否曾经被人为洗白过。女权倡导者或许确实为女性争得了投票的权利，但是她认为，这当中有一些人，同时也是恐怖主义者。

费恩·里代尔（Fern Riddell）一下子就认出了那颗炸弹。

2017年9月15日早晨，伦敦西区帕森绿地地铁站（Parsons Green）里的一列繁忙时段列车发生爆炸，造成数十人受伤。

那是这个国家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第五次发生恐怖袭击，而里代尔正忙于找寻更多的相关信息。在刷着社交媒体上的实时更新时，她发现了一张白色塑料篮子燃烧的照片。

这个在装满人的列车车厢中爆炸的土制炸弹是被包裹在一个塑料购物袋中，隐藏在那个篮子里。

对里代尔来说，这张照片却带来强烈的震撼。

她当时想：“那就是一个妇女政权论式的炸弹。在家中自制，用的是能够在药店和五金店买到的材料。有些女人曾经用这样的炸弹来恐吓国家，从而得到注意。”

里代尔对于女性参政论者（suffragette）的兴趣始于事件发生前五年，当时她在修读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想和这些人有任何关联。

“它就像个陷阱一样。作为年轻的女性历史学者，我必须写女人的课题，写女性参政论，”她说。

她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厅更感兴趣。那里有小品和新奇的表演，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会去，是一种有民主色彩而又让人负担得起的娱乐。

“它们就好比是那个时代的互联网，”里代尔说，“就像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爆红事物一样，在重大的文化事件发生时，就会有人即时写出歌，然后在音乐厅里面表演。那是一个原始、充满活力并且紧跟潮流的世界，它所展示的社会，与历史学家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保守描绘并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女性的时候，它令我非常着迷，我非常热切地想去了解更多。”

不过，在伦敦博物馆馆藏资料管理员比弗利·库克（Beverley Cook）的帮助下，一次偶然的发现令她的选择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比弗利对我说：‘我这里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厅艺人从未发表的一份回忆录，真正看过的人非常少。她也是一个女性参政论者。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然后我好像翻了个白眼，觉得：‘天啊，别又是女性参政论了，’”里代尔说。

“当时，我对妇女参政论者的印象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知道那些砸窗户、把人绑在铁路上、强迫喂食等等事情，还有那些海报和游行。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有关这些女人的一切。”

里代尔对自己说，就只读有关音乐厅的部分，跳过社会运动的部分。放到她面前的，是两个文件夹这么厚的手稿。

里代尔说，大概看了五页，一个难以置信的声音就跃然纸上。她所读到的是一个妇女参政论者在公开谈论要实施纵火袭击。其他文件则显示，她同时也是一个炸弹袭击者。里代尔表示，换句话说，她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在这些文稿当中，姬蒂是一个那么有力量的演说者。而她对我讲述的，是一个我前所未闻的暴力故事。之后我问我的朋友、家人，甚至我所认识的学者。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是大多数历史学者似乎都避而不探的一部分历史，而我现在有了主要的资料来源，一个和我在历史书中看到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女人。”

她把当时那一刻称作“达芬奇密码式的瞬间”。

里代尔在资料库中一直待到关门，一次读完了姬蒂·马里昂（Kitty Marion）的故事。

凯瑟琳·玛丽娅·夏弗（Katherina Maria Schafer）在15岁时逃离德国那个虐待她的家庭来到伦敦。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面对一个没有爱心且有暴力倾向的父亲。在她的宠物狗开始对她表现出爱的时候，他就杀了它。

她在伦敦东部和叔叔阿姨以及表亲们同住，并很快就学会了说英语。偶然的机会让她闯进了音乐厅这个充满了活力和能量的世界，这个少女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姬蒂·马里昂，开始了一个演员和舞蹈艺人的生涯。

“这个世界令姬蒂如痴如醉，”里代尔说，“音乐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一个令人兴奋的大都会缩影。在这里，女性有工作，有经济能力，以及不同种族间的婚姻都非常普遍。姬蒂有一帮不同背景的朋友——她的第一根雪茄就是一个中国外交官的儿子给她的。她和其他女性很快地建立起了友谊——她们都是坚强、崇尚性开放的女性，和我在历史书中读过的那些人都不一样。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妇女，通常都会被描述成长年受苦的受害者，而我在姬蒂的自述中看到的却都是思想自由的践行者。”

马里昂一开始并没有马上成为性别平等或者妇女投票权活动的先锋，但是后来，用里代尔的话来说，是“她经历了一个‘Me Too’的瞬间”。

一个被她称作“德雷克先生”或者“垃圾先生”的音乐厅经理人对马里昂的一次侵犯，令她怀疑在一个由强势男性主宰的行业里谋生是否明智。在她的自述中，她形容自己在这件事之后“整个人都被逼反了”。

“很少有女人能够忘记她们第一次被侵害的经历。第一次，某个人认定自己有权利摸你，吻你，不用问就直接占你便宜，”里代尔说。

作为一个到处巡回演出的演员，马里昂看到的是，不得不承认这种经历的人，远不止她一个。

“驱使姬蒂投身女性参政权运动的是一种想法，认为妇女值得拥有权利，令她们在工作环境当中能保证安全，不需要用身体去换取独立自主的地位，”里代尔说。

马里昂加入了演员投票权联盟（Actress Franchise League）。这个组织经常举办倡导妇女参政权的舞台戏剧。此后，她又加入了潘克赫斯特家族的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很快又开始参加示威游行，之后又上升为更激进的公民抗命。

在她将石块投向纽卡斯尔邮局窗户之后，她就迎来了首次的入狱经历。然后，和越来越多入狱的女性参政论者一样，她开始绝食。监狱管理者应对这些妇女绝食的方式就是强迫喂食——强行将导管插进她们的鼻孔或口腔。为了抗议这些对待，马里昂在她的牢房里打破煤油灯，点着床垫上里的填充物来放火。

之后，她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监禁，主要罪名是纵火袭击。

1913年6月13日晚上，她和另一个妇女参政权论者高调地在一个跑马场纵火，作为对艾米莉·威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之死的报复。后者在英国艾普森德比锦标赛（Epsom Derby）的一场土石当中被国王乔治五世的马踩踏致死。马里昂和另一个纵火者均在第二天早上被捕。

这一次，她一天之内被强迫喂食的次数达到惊人的232次。

马里昂的故事令里代尔看得入神。这并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女性，却肯定是女性参政权运动前线的战士，广为运动领导者们所熟知。里代尔花费了多个小时，进而用数日、数月最终达到数年的时间，研读了大量史料库资料——包括个人日记、信件、法庭及警方记录、发表过的回忆录，以及报纸，来拼出马里昂在那场运动当中的经历。一段鲜为人知的女性参政权运动历史开始浮出水面。

这些女性所做的，不仅是砸窗户和实施纵火袭击。

这些女人会将一些小瓶的磷用邮件寄出，人用手拿的时候，小瓶就会破裂，令邮差的手严重烧伤。

她们还会埋炸弹。

“到1913年初，妇女参政权论者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有组织性的恐怖组织，”里代尔说，“1913年5月之内，全国就有52起袭击，包括29次炸弹爆炸和15次纵火。”

当时的很多土制炸弹都和里代尔在伦敦帕森绿地站事件后发现的那种很相似。它们出现在教堂、装满人的火车车厢、建筑物大堂和车站等地方。里代尔说，这些炸弹就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最终没有出事，纯粹是运气。

“当时的炸弹并不像现在这样会立即爆炸。它们会发出嗞嗞声，会蹦来蹦去，还会冒烟，这给了人们很多时间逃离。但是它们都是被放置在人流量巨大的公共场所。”

在宣传册子当中，女性参政权运动领袖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将这种斗争性形容为“持续对抗和瓦解政府的游击战”。当时不管是运动参与者还是警方，都将此称为“恐怖区域”。报纸标题则会将之称为“女性参政权论者的恐怖主义”。

“毫无疑问，它有着一切如今被我们定义为恐怖主义的特征，”里代尔说。

虽然姬蒂·马里昂对于自己的纵火行为直言不讳，但是说到炸弹，她却躲躲闪闪。

她有一个剪贴簿收藏着一些她实施过的纵火事件剪报，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炸弹袭击的报道，但是当中并没有指认出施袭者。里代尔相信，姬蒂是在表明自己对这些袭击负责。而运动参与者之间的信件也透露出了更多信息。

里代尔表示，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之后那些年里，妇女参政权论者们共同谋划，在发表的回忆录当中将她们最暴力的行为的相关内容删去。

里代尔开始公开谈论姬蒂·马里昂的暴力史，而这时，她受到了妇女参政权运动历史学家们的反击。

“有一个人写信来说，我的研究是‘可耻’的，我应该‘不要再继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刚刚开始学者生涯的年轻学生来说，是特别吓人的，”里代尔说。

“其他历史学家则极力辩驳，说女性参政权运动史当中并不存在大规模的洗白。对此，我想对那些没有活在精英学者圈中的人们问一句：‘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听说过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炸弹袭击吗？你有听说过有人叫她们恐怖分子吗？’”

里代尔表示，只是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遏止了女性参政权论者们的暴力抗争进一步升级。

在那之前一年，姬蒂·马里昂最后一次在英国被捕，那是在伦敦附近，她被怀疑在赫斯特公园的跑马场纵火。她被判三年监禁，只服刑了几个月，就在当时所谓的“猫捉老鼠法案”（Cat and Mouse Act）之下出狱并被送往医院。该法案规定，在绝食当中身体过分虚弱导致有生命危险的囚犯将会被允许提前释放，而当囚犯健康状况好转之后就要回到监狱。

里代尔说，在一战爆发后，英国政府把握机会，将这个女性参政权运动当中最危险的女人之一指控为德国间谍。

不过，马里昂拥有一些忠实的朋友，还有很多重要的运动参与者，都帮助她逃到美国，而不需要重回监狱。

在纽约，为社会公正斗争的那股瘾又回来了。

姬蒂·马里昂与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成了朋友，并参与到后者的美国生育控制（American Birth Control）运动当中——这场运动后来演变成了“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

里代尔说：“这是一个与我们当代两场伟大运动都有关联的女人的人生，而我们却不知道她的名字。”

里代尔以攻读博士期间所进行的研究为基础，在最近发表了著作《十分钟内的死亡》（Death in Ten Minutes）。这本书被选中，要改编为电视剧。讲述马里昂和她的朋友们的故事——她们在妇女参政权运动当中将自己称为“热血青年”（The Young Hot Bloods），而里代尔则指她们是炸弹袭击的实施者。

同时，里代尔希望申明，她并不是在试图诋毁女性参政权论者的名誉。

“这些女性令我惊叹，”她说，“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女性完整的形象。有一句老话说：‘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在另一个人眼中则是自由斗士。’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里代尔在家里还收着一张姬蒂·马里昂的照片。

“姬蒂很渴望自己的故事被讲述出来，而我终于能够替她做了这件事，我非常骄傲，”她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女性为了我们的自由做了如何艰难和令人不安的选择。”

除注明出处之外，照片由菲尔·库姆斯（Phil Coomes）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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