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如何从一个悲剧人物变成女权主义偶像

"如果死期降至，如果在劫难逃，"卡门小声咕哝着说，"你就算把牌发20遍，还是不可能取胜。牌只会说：你死定了！"

若是看过歌剧《卡门》（Carmen），或者看过片段，你可能会哼起《哈巴涅拉》（Habanera）或者《斗牛士之歌》（Toreador）。相比于第三幕塔罗牌预测卡门即将惨死时的咏叹调，你可能更容易记得卡门的第一场戏——向烟草厂外面的大兵们吟唱爱情时的风情万种。歌剧艺术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蛇蝎美人，死在了曾被她无情抛弃的何塞（Don José）手里。这个结局一直延续到2018年新版《卡门》出现之前。在新版本中，武器则放到了卡门的手里。今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卡门这个角色从一个新鲜的角度进行了重写。从伦敦的皇家歌剧院本周开始上演的由科斯基（Barrie Kosky）执导的新版歌剧《卡门》，到世界著名的弗拉门戈舞蹈家帕赫斯（María Pagés）将《我，卡门》（Yo Carmen，台湾译作《舞吧，卡门》）带到伦敦的沙德勒之井剧院（Sadler's Wells），这个由男人创造的角色卡门，正在成为女权主义的偶像吗？

自从法国作家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中篇小说《卡门》于1845年出版后，关于这个西班牙吉普赛女子的迷人故事已经成千上万次搬上舞台。1875年，法国音乐家比才（George Bizet）和两个作词者一道将其改编成了歌剧，成为名作。在第33次演出后，比才不幸因心脏病去世——也许是因为该剧恶评如潮令他无法再忍受——他没能看到它成为经久不衰之作。

卡门何以经久不衰？原著的背景设定在19世纪的西班牙城市塞维利亚，故事围绕着一个叫何塞的倒霉士兵展开，他受到与作品同名的吉普赛女郎卡门的引诱。她时而可爱快乐，时而轻慢无情。总之，她在爱情方面可不是乖乖女；尤其是当在她对何塞失去兴趣后，爱上了一个魅力十足、刚来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士。何塞无心工作，抛弃家的舒适以及青梅竹马的米卡埃拉，对卡门穷追不舍，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赢得卡门的芳心——如果他不能得到她，其他人也休想。在歌剧的结尾，卡门在当地斗牛场的外面遇到何塞，最后一次告诉他自己不爱他；何塞拿刀向她捅去，喊着"哦，卡门，我的爱人"，歌剧随之落幕。

那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的歌剧《卡门》的结尾。今年一月，佛罗伦萨上演的《卡门》登上了头条，在那个版本中，死去的不是卡门，而是卡门用何塞的手枪向他开火。制作方表示，他们之所以改变结尾，是为了因应每年有多起女性遭伴侣杀害——在意大利，这被称为"谋杀女性事件" （femminicidio）。不过作为新闻，这部新版歌剧也立刻跟#我也是（#MeToo）运动的时代思潮联系到了一起。

"那是关于她的"

皇家歌剧院新版《卡门》的导演科斯基（Barrie Kosky）对此颇为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卡门杀死了何塞并且活了下来这种结局，并没有以一种严肃的或者复杂的方式探查这部歌剧的剧情。"

"我认为歌剧不是关于谁杀死谁，谁活了下来。在结局到来之前，还有三个小时的剧情。我们不开玩笑。歌剧四百年的历史都是关于厌女症的历史。真的！全部是关于歇斯底里的女人，有病的女人。"

但科斯基也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结尾。比才一直未能有机会将他为卡门准备的大部分音乐进行完整地编配，因此科斯基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些调查工作，然后自己做了编配。"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皇家歌剧院所在地）的观众将第一次听到比才最初的创作想法，这是一个奇怪的结局，关于卡门的主旋律回来了。所以，这部剧不是以一个死去的女人和哭泣的男高音收尾。卡门回来了，她的音乐回来了。这部剧是关于卡门个人的。"

在剧中，大家以为卡门被捅死，结果她却站了起来，没正经地冲着观众耸耸肩，随即熄灯，落幕。这让人想起着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卡门的闹剧》（A Burlesque on Carmen），它恶搞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卡门故事；郝斯里（Darn Hosiery，卓别林扮演的以何塞为原型的角色）用一把假刀刺中卡门和自己，然后两人站起身，一笑了之。在这个新版歌剧中，也有类似的欢乐，尽管卡门其实是在阴间冲着我们耸肩。虽然科斯基令这出歌剧焕然一新，但我们应该记住，卡门还是死在了暴戾的昔日情人手中。

在让人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而非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塞尔维亚所在的西班牙南部地区）的布景下，科斯基的卡门看上去妖冶、中性，她穿着上世纪20年代的衣服，从斗牛士的外套到白衬衣、裤子，最后是一条充满媚惑的黑色拖地长裙。这个卡门与那个让人习以为常的长发、丰满的吉普赛女郎相去甚远。科斯基不许他的卡门做叉腰的动作，不许"把乳房当吸铁石。真要说起来，卡门是用她的声音来吸引男人，就像以美妙的歌喉诱惑男人的海妖那样。"

看到一个藐视刻板印象、似乎在为自己创作歌剧的卡门，是多么神奇，多么现代的事情。歌剧中许多大家熟悉的对话遭到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扩音系统中一个神秘人物的大段叙述，我们认定那就是卡门。科斯基称之为"幻觉评论"，"就像一个奇怪的、充满色情的睡前故事"。他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卡门以一种戏剧评论的形式，把她的生命，或者生命的一章——最后一章呈现给观众。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开玩笑，可以很讽刺，而不是要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注定要毁灭的、放荡的吉普赛卡门形象。我们还可以用更大的尺度开玩笑，我认为那么做是可以跟音乐搭配的。"

荒唐的是，一说到卡门，很多人就会想到西班牙南部，其实它是一个法国人创作的故事，后来又被另一个法国人改编成了歌剧。我们以为听到的是西班牙旋律，其实旋律来自于一个西班牙的异国情调令法国的浪漫主义者痴迷的时代，像是比才、拉威尔（Maurice Ravel）这样的作曲家，都爱模仿西班牙的调子，比如弗吉尼亚调式。哈巴涅拉舞曲（Habanera）是一个例外；今天人们相信，比才其实是从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迭尔（Sebastián Iradier）的作品《小管家》（El Arreglito）里偷来的这段旋律，他草率地以为这是古老的无名民间小调。

世界知名的弗拉门戈舞蹈家帕赫斯太熟悉这种对于西班牙音乐，以及西班牙女性的刻板印象。她跟故事里的卡门一样，也是出生在塞维利亚，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比才的音乐和故事就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帕赫斯说，"它以一种完全异样的目光来看待安达卢西亚的女性，这造成了一部门对弗拉门戈之外的西班牙女性的刻板印象。它影响了人们的观点，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现在，帕赫斯带着自己的舞蹈团来到伦敦的沙德勒之井剧院，表演一部她说唯有现在到了五十岁才能创作出来的作品：《我，卡门》。这是一场完全专注于女性的表演，试图重塑歌剧舞台上最为臭名昭著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的形象，摆脱梅里美和比才幻想中那肤浅的、歧视女性的人物塑造。

帕赫斯坦承，"卡门是一个创造品，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创造出这个人物只是为了显示她的激情，她的苦难。这完全是男权社会的做法。这不是我喜欢的角色。"

《我，卡门》反思了身为女人的真正意涵——"我"在这里是一群人，代表这个女子舞蹈团的每一名成员，以及许多的女诗人——她们的作品出现在表演中。音乐方面，是比才与真正的、充满活力的弗拉门戈的美妙组合。"在这部作品中，我们采访了来自于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女性，调查了她们对于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只有到了50岁，我才能谈论身为女人的意义。这来自生活的历练。"

采访来自其他文化的女性，其中一个成果体现在帕赫斯这部作品中对颜色的使用上。她认为，在塑造女性角色时，往往运用了太多设计诡计：给人物化上妆，戴上耳环和项链。相反，《我，卡门》对角色的性别说不，它让舞者穿上不同肤色的衣服，将裸体和女人描述为她们真实的、纯粹的自我。"红色是唯一出现的颜色，也可以拿掉。红色总是用在卡门身上，所以我想把这个设计诡计也拿走。"相反，有些衣服包含紫色，在日本那是激情的颜色。

我问帕赫斯，作品中是否包括何塞。"我对何塞一点兴趣都没有！"她宣称。"我清除设计诡计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干掉！《我，卡门》不是梅里美的那个卡门故事。这部剧是反思和挑战，试图讲述真实女人的故事，除掉我们生活中所有刻板印象，其中一个就是卡门。"

一个由男人创造出来的西班牙吉普赛蛇蝎美人，可以由一个真的来自塞维利亚的弗拉门戈舞者改造成一个普遍女性的象征吗？这当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更令人兴奋的是，一部来自19世纪的歌剧，在2018年仍在继续鼓励性别讨论；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者为了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都在关注卡门这个角色的微妙之处，或许还有这个角色未充分表达的一面。

但重要的是，要继续探究原剧的厌女症。卡门的命运由她所选择的男人决定，她渴望获得永远的自由，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她的香消玉殒，使得这个故事对观众来说可悲可叹，却又令人心满意足，但这并不是一出激进的歌剧。其他对于这部作品的制作和改编，也都没有像科斯基那样注入更多女权主义的态度。当我们思考佛罗伦萨歌剧院的新结尾以及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时，科斯基说，"如果人们想探究这个重要的题材，那么就去写新的作品"。他也许是对的，虽然卡门说了很多，但可能还不够充分。

"此外，说暴力自希腊时代以来就是戏剧的最基本元素这种话，我们要非常小心。不幸的是，暴力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也罢坏也罢。在戏剧创作的安全空间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暂时放下笃信去调查真伪。所以，我不愿意看到对西方戏剧历史的粉饰，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观念并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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