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记者傅东飞：我是这样被朝鲜驱逐的
BBC记者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的三人采访团队上个星期被朝鲜当局拘留后驱逐，并被迫为自己的报道做出了道歉。傅东飞被单独关押10个小时，并遭到了审问。现在傅东飞写出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朝鲜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早已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这次为了三名诺贝尔获奖者访问平壤的报道之行令人疲倦，而且压力很大。
在平壤，如果没有五个官方派出的随行监督人员陪同，我哪儿也不能去。
晚上，BBC团队都集中在有人看守的小区内的一个非常热的别墅中。我们和每个人都发生了矛盾。我们的朝鲜监督人员已经很公开地敌视我们。
我们都期盼着能够回到北京喝上一杯冰镇啤酒和睡上一个好觉。
出于某种原因，在平壤飞机场的女移民官花了很长时间检查我的护照。当她最终在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通过安检去了登机口。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但是却没有马上引起我的警惕。
然后一名朝鲜边境官把我叫了过去 – 在他手中有我的数码录像机。
他手指着一个走廊说，“我们需要对这个进行检查。”
另外一名边境官在后面的一个房间试图从电脑上打开我录像机的文档。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那个卡上什么都没有。”
他回答说，“就等一下”。
“我不能等了，”我说，“我需要搭乘飞机去北京。”
这名边境官直视着我说，“飞机已经起飞了。你不会去北京。”
到这个时候，我的警觉感迅速地充满全身。
我暗想，“天呢，这是真的。我的飞机要起飞了，我却被留在了朝鲜。”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时我的同事玛丽亚·伯尼（Maria Byrne）和马修·古达德（Matthew Goddard）拒绝登机，并对那些推着他们上飞机的朝鲜人大喊。
不过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我感到非常孤立无助。
我们之前的督察人员中的两人在这个时刻出现在门外。
他们说，“我们会带你去见有关部门，一切都会清楚。”
我被带着走进了一辆等待的汽车里，一边有一个监督人员，坐在后座上。
汽车行驶在平壤空荡荡的大街上，没有人说话。
眼看着那些混凝土公寓楼，我脑中考虑着这自己的处境。
除非有高层的指示，即使在朝鲜，你也不会拘捕一名来访的记者。 我当时想到了美国学生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因为从酒店中偷了一幅宣传标语而被判劳教15年。我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在其国家电视台中露面的人？
汽车驶入了一条陈旧的灰色酒店车道。我被带到了一个会议室，并被告知要坐在那里等待。房间最远处的那面墙上有大幅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像。
有几个身着深色毛式服装的官员进来坐在我对面。年长的先说话了，
“鲁伯特先生，这个谈话可以迅速简单地结束。但这要取决于你的态度。”
我被告知，我的报道侮辱了朝鲜人民，我需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拿出来三篇在BBC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那都是我在三名诺贝尔获奖者访问期间的报道。
这位年长的官员问，“你认为朝鲜人民都很丑陋吗？”
我回答，“不是”。
“你认为朝鲜人民有着像狗一样的声音吗？”
我又回答说“不是”。
他喊到，“那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
我疑惑了，他们可能指的是什么呢？他们给我看了其中一篇文章，上面用黑笔在一些文字上做了标记。
“"The grim-faced（脸色阴沉的） customs officer is wearing one of those slightly ridiculous oversized military caps that they were so fond of in the Soviet Union. It makes the slightly built North Korean in his baggy uniform comically top heavy. "Open," he grunts, pointing at my mobile phone. I dutifully punch in the passcode. He grabs it back and goes immediately to photos. He scrolls through pictures of my children skiing, Japanese cherry blossom, the Hong Kong skyline. Apparently satisfied he turns to my suitcase. "Books?" he barks （他嚷道）. No, no books. "Movies?" No, no movies. I am sent off to another desk where a much less gruff lady is already looking through my laptop."
我心想，“他们不是真的吧？”他们把“脸色阴沉”（grim-faced）理解为“丑陋”（Ugly），而说我使用的“嚷（Barks）”是在显示我认为他们听起来像狗。
我辩解说，“这不是你们想的意思。”
这名年长的官员眯起了眼。
他说，“我学过英语语言文学，你认为我不理解这些词的意思吗？”
他们要求我承认错误长达两个小时，最后这名年长官员站起来要走。
他说，“很明显你的态度会使事情变得困难，我们除了进行全面调查别无它法。”
这时候一名年轻官员接过来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表示，“我来自司法当局。我是调查过裴俊浩（Kenneth Bae）案件的人。现在我将会调查你。”
我一下子感到毛骨悚然。裴俊浩是2013年被平壤当局判15年劳教的美籍韩裔人士。
他们开始逐字逐句地检查我的文章 – 几乎在每句话里都能找到问题。但是用词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向我投掷的弹药，以迫使我承认错误。
我说，“我们可以整晚都坐在这儿，我不会签任何字。”
这名年轻官员也回击说，“我们有的是时间。这可以是一晚上，一天，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选择权在于你。”
他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在重复对我的谴责，没有止境。每两个小时他们会休息，另外一组接替。他们开始使用“严重的罪行”这个词。
我问道，“什么罪？”
审讯者回答，“诽谤朝鲜人民和国家”。
到这个时候，审讯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在平壤的另外一个酒店中得到了提示，不过我当时不知道。
当时，由亚洲区总编周飞鹏（Jo Floto）带领的另外一支BBC团队也在平壤，他们是在报道朝鲜劳动党的党代会。我在北京的同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回到中国。周飞鹏开始试图找到我们。他让他的监督随行致电外交部，但是却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哪儿。又经过了两个小时，这名监督随行才得知我被关押的地点。
在我的审讯室，他们开始拿出新的文章，由韩国媒体出版的文章。
年轻官员问我，“你看到了韩国媒体怎么说你的报道吗？”
我回答，“没有。”
“他们说这些报道显示朝鲜政府说的所有事情都是谎言！”
他紧盯着我。
“你来平壤之前与韩国媒体见面了吗？”他问道，“你是不是和他们串通编造了反对朝鲜的宣传？”
我心想，“他们是这样做杀鸡儆猴审判秀的。”
大约清晨1点半，我要求上厕所。每次我去上厕所，都有两名监督人员和我同往。一人站在小便池旁边，一个人站在我身后。
我这次去了厕所出来的时候，之前的一名监督随行从另外一个房间出来。
他说，“我想，你的老板现在要来。”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但是周飞鹏确实在来的路上。我后来得知，他抵达酒店的时候，他在外交部的监督随行转过头对他说，“请记住，我们对于即将见到的人没有任何控制权。”
一个小时之后，周飞鹏被带到了关押我的房间。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看起来很担忧。他仍然不知道玛丽亚和马修被带到了哪里。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然后他指着年轻审讯官对我说，“看起来他并不在乎对于关押你对朝鲜所造成的影响，他看起来已经准备对你进行审讯。”
我们需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做出悔悟。
我们同意我会写一封简短信件“对我文章造成的伤害做出道歉。”我们同意这会是一份书面声明，但是不会被公布。
然而，几分钟之后，审讯人员就食言了。
他把那张纸交给我说，“为了显示你的真诚，大声地读出来。”在房间的一角，一名手持录像机的男子在录像。
我对这个要求做出了拒绝。
最后在凌晨3点30分，我被释放了，我们被带去见玛丽亚和马修。他们被关在平壤外山上的一个宾馆中。从我在机场消失到这个时候已经超过10个小时，他们已经担心极了。
第二天，我们获准转到羊角岛酒店（Yanggakdo Hotel），位于大同江（Taedong River）一个小岛上。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被安驻在那里，所以我们感到安全多了。但是在未来的两天，我们仍然被禁止离开朝鲜。
忽然在5月8日我们准备开车去机场的时候，朝鲜政府宣布我被驱逐出境。
他们为什么选择要拘押我然后把我驱逐出境？我猜是高层的某个人认为我的报道给诺贝尔获奖者访问的成功造成了影响。平壤非常渴望得到认可。他们的平壤之行对于朝鲜政府非常重要。他们向这三位诺贝尔获奖者显示了国家最好的一面。他们见到朝鲜最聪明的学生。而我们的报道对于这个计划具有威胁性，他们需要做出一个先例。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这样做让我有机会见识到了朝鲜黑暗的一面。我被关押了10个小时。在这期间，我看到了在朝鲜要让一个人失踪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我感受到了其中的恐怖：被单独关押、被指控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以及被威胁会受审而证据无关紧要，且毫无疑问会被定罪。
（责编：欧阳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