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见证“安乐死”的傅达仁生命最后半年

“傅大哥，祝您一路好走，”6月7日我传了讯息给傅达仁，下午近五点半，讯息显示“已读”，当时他已经在台湾《苹果日报》的镜头中进入协助自杀组织的小屋。晚间近八时，香港的高楼夜景被雨模糊成一片片霓虹色块，我的手机涌入台湾媒体的推送，傅达仁的妻子证实他已离世，亲手为自己85年的人生画下句点。

他想被找到　

第一次接触傅达仁是在2017年11月，当时他在Facebook高调表示，已成为瑞士协助自杀组织“尊严”（Dignitas）的会员，并获得能够执行的“通关绿灯”，他返台之后频频在媒体曝光，宣扬自己要让“台湾安乐死合法化”的理念。

透过关系，我取得了傅达仁的电话。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难找──虽然他无法回应每天如雪片般涌入的Facebook留言和讯息，但我从他回应部份读者的留言中找到他的手机号码，并用他的手机号码，找到了他最常用的通讯软体LINE──他知道人们想找他，他想要被找到，他想要在更多的平台发声。

傅达仁知道要被BBC采访时非常兴奋，表示要号召台湾媒体来“采访他被BBC采访”。经过多次沟通并签署同意书，承诺采访当时不能有其他媒体在场，我们的“独家拍摄”才得以进行。但后来在现场，他请了亲友录影，用自己的方式一段一段地将采访侧拍上传到自己的Facebook。

5月29日，傅达仁传讯息给我：“我已到瑞士，下月初实行安乐死，你是好友，请随时用LINE连络。”并强调“请保密！”

傅达仁在接受我们的录像采访后，我一直与他保持连系，他曾发给我一些台湾媒体写他的报道，多次透露自己的病情，但一直未明说是否再赴瑞士，直到他抵达瑞士后，他的“死亡之旅”才具体起来，于是我就和他连络，希望能与他做电话采访。

几天后，我错过了傅达仁主动打来的电话。我和他重新约了电访日期，我一打过去，他就马上接起来，彷佛已经等候多时。“你们是BBC，你们真应该来瑞士采访我，”在生命倒数24小时的时刻，他仍惦记着被采访。

永远准备好面对媒体

6月6日，傅达仁与我通话的最后，他说“我爱你们，farewell, so long, goodbye”，这句话他在自己的Facebook影片，以及和台湾《苹果日报》专访时都说过。他常常“放料”，说这是给某家的“独家”，但他基本上会同步在自己的Facebook专页上公布，或是再喂给另一家媒体。

身为资深记者和主播，他知道媒体要什么，知道如何创造话题和吸引目光。

去年12月，我们到傅达仁家里采访时，他回忆如何在代班播气象时访问达赖喇嘛“你能预知天气吗？”这个问句让他创造了当天的“爆款新闻”。访问足球球王比利（Pele）时，他在镜头前卷起裤管，和球王“比谁腿粗”，再次创造新闻话题。

从台视新闻退休后，他仍活跃于公众视野，谈话性节目、读者投书，这几年兴起的社交媒体，都是他的舞台。

82岁时，他的健康情况急遽转坏，180公分高的他，被身体各种疾病折磨得从74公斤瘦到48公斤，2017年更被诊断出胰脏癌末期，预估寿命不到一年。他在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萌生了“安乐死”的念头，因此从“知名前主播”转变为“安乐死倡议者”。

他很注重自己的媒体形象，现身镜头前时，多半披着他的名牌围巾。他说这是为了“遮瘦”，“这个瘦不是瘦，瘦也带来很多痛苦……可怕，可怕，”他对着我们的镜头说。我们前往拍摄他与老朋友聚餐，他在台上侃侃而谈准备好的讲词，陪伴出席的独子傅俊豪因为感冒在台下戴着口罩默然独坐。同事捕捉下沉默的儿子和神采飞扬的父亲的对比，傅达仁看到我们在拍他，眼神炯炯地望向镜头，同事低声赞叹：“他对镜头的敏感度真高！”

安乐死还是自杀？

傅达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公开说自己是“安乐死”，他要“安乐善终”。在医学定义上，安乐死（euthanasia）是由他人结束当事人的生命。其实傅达仁赴瑞士寻求的是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或称为陪伴自杀 （accompanied suicide）。协助自杀在瑞士的法律中不算犯罪，但安乐死是不合法的。在台湾《刑法》第275条中，“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其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亚洲，安乐死是争议议题，除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之外，没有地区或国家能合法执行安乐死或协助自杀。

根据傅达仁的最后电访，他说他会在自己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亲自喝下毒药，无痛睡去结束生命。根据先前在网路上找到的记录片，机构人员会准备好设备，工作人员全程陪伴并录影记录。

傅达仁的高调和“尊严”（Dignitas）机构的低调形成对比。“尊严”回应BBC中文邮件采访，表示不能透露太多会员的资料，也不方便评论傅达仁的行为，一再澄清他们不是“诊所”，他们提供的是协助自杀而非安乐死。

在去年12月的专访中，傅达仁说他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废除台湾《刑法》第275 条加工自杀罪，这样就可以让“让安乐死在台湾合法”。

台湾现在虽然没有傅达仁口中的“合法安乐死”，但安宁缓和医疗已经发展20多年，堪称亚洲最先进。2019年《病人自主权利法》也将实行，放宽“拒絶医疗权”，让年满20岁的民众可以经过咨商，预立医疗决定，将来末期病人、极重度失智等五种临床状况发生时，医疗机构或医师得依预立医疗决定执行终止、撤除或不施行维持生命治疗，不用负刑事与行政责任。

我采访过几位低调不愿意具名的医师，他们都反对“安乐死”，意即透过医护人员的手结束他人生命。他们认为，医生是医“生”而非医“死”，医护人员也不愿意承担结束病人生命的道德压力和法律风险。医生认为，现行的安宁缓和医疗和即将上路的《病主法》已经很大程度能缓解绝症患者在末期所受的痛苦。

他如愿“掀起风潮”了吗？

傅达仁时常在Facebook发文，他的专页有14000多人追踪，在他过世前，许多网友劝他打消求死念头，甚至有网友提供治疗方式，希望他不要放弃生命。但随着他在瑞士执行陪伴自杀的意志看似越来越坚定，网友的留言变成尊重、祝福、告别的语气为主。

傅达仁究竟要不要“安乐死”引发了社会关注，主流媒体纷纷以实时推送更新他的状况，但只有一家媒体赴瑞士贴身采访他。其他媒体多是从傅达仁自己的Facebook获得消息，他的消息被分布在“娱乐”和“社会”两个版面。

但他高调倡议的背后没有相关有力人士支持──他获总统接见后，“安乐死”并没有被提上议程，政府部门以公文回应傅达仁，称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对宗教、道德、社会都有深远影响，应该更审慎思考。政府并没有因为傅达仁的高知名度改变立场。关注末期病人临终人权的立法委员将焦点放在《病主法》的修法，而不是去附和傅达仁的倡议。网民更多关注的是“知名主播要去安乐死”，将他视为一个个人行为，距离傅达仁生前希望的“掀起风潮”仍有一大段距离。

去年我们跟着傅达仁到医院打针，他一边抗癌的同时，一边也进行安宁缓和医疗，用止痛药缓解痛苦。但他表示，止痛药打多了会头晕甚至跌倒，以他84岁高龄，跌倒也会威胁到生命，所以他想“坐快车”到达生命的终点。

我向当时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的傅达仁再次确认，“傅大哥，您是否希望台湾未来达到像荷兰、比利时那样，由他人结束生命的广义安乐死？”傅达仁说：“我没有想这么多，”他当时只是想推动“协助絶症自愿者自杀除罪化”这个有条件的阶段性修法。

当时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同时是2019年将实施的《病主法》推动者的孙效智对BBC中文说，傅达仁去瑞士寻求协助自杀，却在台湾推动安乐死的行为“非常不专业”。

我认为，傅达仁清楚知道他实行的是“协助自杀”，但因为“安乐死”比较响亮，更能激起社会关注，所以他才一直对外声称要进行“安乐死”。

低调的家人与身后事

傅达仁除了在节目上呼风唤雨，在家里似乎也是意见领袖。家人总是默默陪着他出席公开活动。

他说第二次去瑞士共花费了300多万台币（约64万人民币），加上第一次的旅费，“人生最后的旅程”总花费超过500 万台币（约107万人民币）。那他一定很有钱吧？──这倒也未必，至少从他的衣着和居家布置，看不出任何“土豪”气息。

他位于台北市精华地段的家中装潢朴实，和一般台北家庭的客厅没有不同，沙发上放着有母校“师大附中”校徽的纪念抱枕，电视柜里放着历年来主持节目所获得的奖杯。独子傅俊豪的几张照片也摆在显眼处。

他的妻子郑贻亲切接待来家中采访的我们，但和傅俊豪一样，他们都不愿意对镜头说话。直到专访结束，傅达仁要走之前，我们拉住郑贻请她简短说一段，“我们当然舍不得……”讲不到五句话，郑贻的眼圈已经红了，声音也开始哽咽。但另一头，傅达仁已经在催促家人带他离开。

傅达仁表示，家人很照顾他，“但不能每件事都麻烦他们，”随着他的逝去，已经无法得知他选择自己“坐快车”结束生命，是否有不愿意继续造成家人负担的成份在。

今天，傅达仁的Facebook专页已经变成纪念帐号。台湾《苹果日报》报道，郑贻悲痛证实丈夫已经离世，相关的后事“尊严”机构将会照流程处理。

傅达仁的新闻这两天又为新闻机构带来流量高峰，看着影片浏览人数、分享人数不停上涨，一方面我们抓住了热点新闻，但这条新闻的背后，却是一个生命走向终点的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