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博物馆已变成现代版宗教圣殿？

艺术评论家涉猎广泛，经常会戴不同的帽子。不过最近，对他们来说最实用的帽子或许是工地安全帽。

美国各地的艺术机构正在经历一波建筑热；放眼全球，除了欧洲那些被财政紧缩掐住脖子的首都之外，其他地方不少艺术重镇正在崛起。

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河畔新馆于今年五月揭幕，甫一开馆便好评如潮，参观者排起蜿蜒的长队。而就在不远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均在扩建。

与此同时，哈莱姆画室博物馆（Studio Museum in Harlem）刚刚宣布搬迁至新馆。今夏，洛杉矶当代艺术的最新汇聚中心 —— 布罗德美术馆（Broad Museum），在格兰德大道(Grand Avenue)上一个透明盒状建筑内落成。

就在去年，欧洲为我们呈现了米兰的普拉达基金会大楼（Fondazione Prada）、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大楼（Fondation Louis Vuitton）、莫斯科的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Australian Museum）正在扩建，阿布扎比（Abu Dhabi）也在准备建古根海姆（Guggenheim）博物馆的新馆/卫星馆。较不寻常的是，赫尔辛基（Helsinki）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设计博物馆是每一位严肃的建筑师都梦寐以求的事

20世纪90年代末，弗兰克·盖瑞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催生了一大批时常遭受质疑的博物馆建筑。自那以后，还没有见过像现在这么为数众多的艺术圣殿相继问世。

请注意，我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用“圣殿”一词的。如果说从前教堂和大教堂高踞建筑等级之巅，那么现今，设计博物馆是每一位严肃的建筑师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尽管21世纪金融业的美第奇们（美第奇家族：13-17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名门望族）不会在宗教建筑斥巨资，但如果是一座崭新的博物馆，尤其还提供冠名权，则足以将投资者手中以前会留给大教堂的那笔预算吸引过来。

作为一个事关建筑追求的问题，艺术博物馆是新时代的教堂：这一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然而，谁是这些新教堂的信徒呢？这里举行的又是什么样的崇拜仪式呢？

完美无瑕的馆藏

尽管博物馆已成为当今建筑的杰出代表，但这种变化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近百年来，教堂角色的式微而需要一些事物来填补它的空缺。相反，与博物馆建筑地位的转变同期发生的是，人们开始重新理解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并认识到它对社会的影响。

在十八世纪末期社会剧变发生之前，欧洲的世俗艺术品主要收藏于王公贵族的美术馆中，例如，位于波茨坦（Potsdam）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无忧宫（Sanssouci）美术馆，或者罗马的博尔盖塞（Borghese）美术馆和多利亚潘菲利（Doria Pamphilj）美术馆。那里装潢极尽奢华，时常可见墙上挂着赞美身为馆主的君王或者贵族的巨幅肖像。

但这些美术馆几乎或完全没有公共职能。

到十九世纪，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开始出现有明确宗旨的博物馆，它们被用来作为促进道德和社会进步的场所，而这项职能则通过博物馆建筑来展现：现今的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前身是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它通过仿文艺复兴（pseudo-Renaissance）的混搭风格彰显公共美德，赞颂高尚、向上的品德。

然而，在20世纪，审美静观（aesthetic contemplation）本身成了一种美德，博物馆建筑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亨里克·彼图斯·伯拉吉(HP Berlage)设计的海牙市立博物馆（Gemeentemuseum in The Hague）于1935年开放，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博物馆建筑。

该博物馆通过一系列装潢来表达这种新的审美观，包括网格状的平面图、一条把“世俗”的城市和“神圣”的博物馆分割开的长长的通道，以及，最重要的是，完美无暇的洁白墙壁。

由爱德华·达雷尔·斯通 （Edward Durrell Stone）联手菲利普·顾文（Philip Goodwin）设计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也在几年之后开放。这座博物馆的设计风格甚至走得更远更深，它提出，展示一个时代艺术的无可争议的方式就是国际风格的纯白表面。

在过去80年间，艺术历经了各种变化，却丝毫未能削弱白盒子至上的空间观：纯净的，甚至神圣的立体效果。在这里，艺术作品笼罩在精心校准的灯光下，与原始的背景布幕形成鲜明的比照。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车库博物馆将苏联壁画重新布置在其公共空间。即便是这座远在莫斯科的博物馆都坚持要为展览设计白色的墙壁。

白盒子不过是最平淡无奇的方式，而通过它，博物馆建筑却具有了宗教的色彩。

巨型天井是另一种方式。你不仅可以在弗兰克•盖瑞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路易威登基金会大楼中看到它，还能在谷口吉生（Yoshio Taniguchi）操刀整修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赫尔佐格（Herzog）与德梅隆（de Meuron）设计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或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和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中见到它的身影。

在它的映衬下，参观者显得格外矮小；人们置身于这空旷无物、貌似宏伟的空间，就像到了一座大教堂的大殿。（皮亚诺设计的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最令人惊喜称道之处在于，它的设计中放弃了那种空洞浮夸。相较于皮亚诺近期滥用天井的作品，该建筑更类似于他设计的仿工厂风格的巴黎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

艺术博物馆规模越来越大，它们在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都与此相关。新规划的洛杉矶城市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堪称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建设项目。该馆是如此之大，它实际上横跨了威尔夏大道（Wilshire Boulevard），屹立在这个地震多发的城市上方，就像过往几百年中，只有圣殿抑或皇宫才具有的威严气势。

让我们祈祷

艺术博物馆已经取代教堂，成为建筑界追求的顶峰。然而，博物馆的围墙内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许更不同寻常、更关乎教堂命运的变化。

如今，我们经常在谈论艺术时使用宗教语言。我们去博物馆“朝圣”或者到遥远的地方去“朝拜”那里的公共艺术地标建筑。我们面对著名画作抑或极为宏大的装置艺术，体会 “超然存在”。

一些特别重要的作品，例如，最著名的卢浮宫（Louvre）的蒙娜丽莎（Mona Lisa），往往在其自身的壁龛中展出而不被陈列在彰显其历史意义的展位上，参观者观看时必须曲膝而显得更具宗教色彩。

如今，对于大多数当代艺术博物馆而言，每周最繁忙的是哪一天？答案是星期日：过去，我们一直是把这天留给另外一个礼拜堂。

真正的宗教对于当代艺术世界来说是陌生的。当你想到这点，博物馆建筑里含蓄隐晦的宗教色彩以及艺术品观赏者越来越明显的宗教行为，就会觉得特别讽刺。

我们只能指望在历史展会中，或者更成问题的是只能在非西方的展览中，遇到直截了当的宗教艺术。而另一方面，拥有真正宗教之名的当代艺术格外醒目。

在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各国纷纷举办独特的本国馆展览。当时梵蒂冈馆的陈列被讥笑为水平倒退或毫不切题。

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是在德国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盛会。在最近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中，艺术总监卡罗琳•克里斯托弗-巴卡尔吉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与当地的天主教会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争吵。起因是教会派人将一座由史蒂芬•巴尔肯霍尔（Stephan Balkenhol）设计的雕塑装到了卡塞尔（Kassel）伊丽莎白教堂（Elisabethkirche）的钟楼里面，但她想把这件雕塑撤掉，免得有人误以为这件给人印象不太好的艺术品是其展览的一部分。

卡塞尔文献展堪称全世界规模最大、最重量级的当代艺术展览。如果克里斯托弗-巴卡尔吉夫觉得她策划的卡塞尔文献展会受到教堂中个别艺术品的威胁，那么有可能是因为，尽管艺术最近开始接纳一些曾经留给神圣事物的形式和功能，但是艺术界也许并不想大肆宣扬这件事。

如今，受启蒙运动流传下来的理性精神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我们认为只有理性、世俗的知识才算得上真理，而宗教所宣称的真理公众并不认可，最多只能算个人的想法。

包括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内的博物馆，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尽力探求上述第一种、世俗形态的、可以通过慎密研究发现的、用系统化方式展现出来的真理。

而在这个充斥着沉浸式装置艺术和超大尺寸雕塑的时代，我日益感觉到那个受科学启发的年代正在远去。

巴黎和阿布扎比的那些高耸入云的玻璃天井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如今的时代追求另一种不同形式的真理。那是一种更为模糊的真理，但能够令整天智能手机不离手，同时又仍然因为上帝之死而不安的美学家们倍感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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