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美國外交官的「艱難抉擇」

1989年6月3日晚，一陣砰砰槍聲突起，打破北京城夏夜的平靜，聞者的心臟無不砰砰加速。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一隊人員飛奔到使館大樓前的院子，把正在搭帳篷露營、一臉驚詫的孩子們轉移到室內內。「完全出於巧合，當晚使館計劃了一項向使館人員家屬開放的童軍活動，」當年的使館政治部官員祈錦慕（James Keith）對BBC中文披露。原本是學習野外生存技巧的活動，竟差點變成了生死存亡的體驗。

次日，使館外再次響起砰砰聲，但 這次並非槍聲，而是抗議學生慌忙逃離廣場、趕到美使館要求避難的敲門聲。時隔三十年，當時的情景在祈錦慕腦海中依然歷歷在目。經過諸多考量，使館最終決定將這些學生拒之門外。「對於我來說，這是八九學運期間一連串艱難抉擇中最難的一個，」祈錦慕說。

「艱難抉擇」

「八九」學生運動，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學生的悼念行動逐漸發展為表達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反對腐敗，控制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等的訴求。持續近兩個月，席捲全國學運，終結於軍人的武力血腥清場。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槍聲與喧嘩聲響徹北京城。從此，「六四」這個原本平凡無奇的日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節點，至今在中國大陸仍然是不可言說的敏感詞。

在六四屠殺後，當抗議學生來到美國大使館門口要求避難時，使館決定不予收容。

「我們嘗試向他們解釋，使館猶如汪洋中的一個小島，如果我們讓他們進門，這並非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法，最終可能還是要把他們交出來，對他們來說是更大的風險。」

祈錦慕說，出於人道主義美國應該幫助這些學生，但鑒於學生和使館面臨的風險，使館沒有這樣做。「如果使館被當做反擊目標，對中美關係的長期影響將很大。」

1989年是祈錦慕31年職業外交官生涯的頭幾年，其後，他成為美國國務院與白宮的對華政策重要推手，曾是主管中國事務的的副助理國務卿和國安會主任。

唯一的例外是方勵之一家。祈錦慕解釋說，他有受到特殊保護的必要。

方勵之被六四學生領袖稱為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啟蒙者，當年則被當局稱為幕後黑手。老布什總統1989年2月訪問中國時，曾邀請方勵之夫婦赴宴，但他們在路上被警察攔下。六四之後，方勵之夫婦與次子在使館內避難一年，才在北京的默許下離境。

學運被鎮壓後，美國一邊強烈譴責暴力、斷絶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另一邊先後派出兩位特使訪華，維繫中美關係。在一年後，美國無條件延續了中國享有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老布什政府在六四後的對華政策因此被批評過於軟弱。

當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官員施大偉（David Shear）說，六四之後，美國本可以更多地向中國施壓和實施制裁。「制裁可以維持更久，或是對最惠國待遇增加附加條件。」當年，施大偉是使館政治部的二秘，負責匯報中國內政。之後，他曾擔任美國駐越南大使，在奧巴馬時期是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部長。

祈錦慕則指出，當時擺在美國面前，是短期和長期國家利益的衝突。美國一方面要譴責北京的暴行、捍衛人權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後如何跟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中國相處，才能持續對華施加影響。

「中國不會消失，我們需要找到跟中國交流的方法，」 祈錦慕說，「每個國家都只能找個不完美的平衡。」

「我們全變成了中國政治記者」

施大偉說他當時幾乎每天都在北京街頭，近距離觀察抗議。

「使館人員原本各有分工，但在那個春天，沒有人在做他們的日常工作，」祈錦慕回憶說，「我們漸漸全都變成了報道中國政治的記者，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採訪。」

「當時示威者覺得他們的請求是合理的，政府不會鎮壓他們，」祈錦慕回憶說。

施大偉兩度跟隨抗議學生從北京大學一路遊行至廣場，過程中採訪他們：為什麼上街？你的朋友們也參與抗議嗎？你的家人支持你嗎？你覺得會達到什麼成果？

「我謹慎小心地選擇採訪對象，確保對方知道我是美國外交官，從而能權衡利弊決定是否與我交流。」施大偉有意與學生領袖保持距離，避免製造美國大使館與學生領袖合謀的誤解。「我不想增加他們的風險。」

從諸多採訪中，他得到的印象是，學生要求共產黨的執政更透明、民主，「我並不感覺到他們想要推翻共產黨的政權。」

6月2日整夜、3日白天，施大偉都在街頭收集情報。到了3日下午，他決定返回使館歇息一下。在使館區附近的建國門外，一隊武裝解放軍出現在他眼前，他意識到，在這樣一觸即發的情勢下，補眠是不可能的了。

3日晚到4日凌晨，施大偉和祈錦慕都身在使館內，一方面，幾乎不間斷地向華盛頓報告更新信息；另一方面，與還在外頭的同事保持聯繫。

是否允許使館人員在外面繼續觀察，是當時的另外一個艱難抉擇。

「就像記者一樣，我們需要目擊現場，我們又要保護他們的安全，」祈錦慕說。最終讓部分人員留在街頭，但與使館保有緊密聯繫。

「大使請不執行報告工作的使館人員留在家中。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使館人員會告知他們遇到的美國人盡快離開。」4日凌晨3點，使館發出的外交電報寫道。

使館人員和新聞記者在街頭目睹的血腥場景，被記錄在4日早上6時發出的外交電報中，第一時間回報給華盛頓。「我們沒有死傷者的確切數字……我們預期最終死傷人數將很高。」

在6月4日天亮後，使館人員根據美國公民此前的住址登記，在北京街頭找到他們，協助其前往機場，轉移了數百名美國人。

這些美國僑民「震驚、沮喪、失望，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般地步，」施大偉說。

這兩名前外交官表示，更早地呼籲美國人離境、疏散使館家屬，或許會更明智的決定，但在當時並非簡單的決斷。

6月7日，美國駐華使館家屬樓遭遇槍擊。

「我們聽見了槍聲，但是不知道子彈從哪來的，」祈錦慕記得，當時他正在使館區大樓開會，聽到槍響後趕緊跑到臨近另一座大樓。霎時間，外交官們人心惶惶，擔憂家人的安危。

後來證實，沒有使館人員及家屬中彈，但其中不乏驚險的場景。子彈從一個站在窗邊的外交官頭上呼嘯而過，還有的差點擊中外交官的子女。如果事件中有人員傷亡，估計將是後果不堪設想的外交風波。幾天后，大使李潔明命令使館人員家屬撤離。

「如果共產黨被逼到牆角……」

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外交密電，在四月中旬，美國的判斷是中共領導層會按兵不動，靜待學生運動散去。

1989年4月19日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出的報告稱：「我們相信，領導層作出了策略性地決定，只要學生們不訴諸暴力、不直接攻擊黨，將允許學生們在廣場宣洩情緒。」

電報還寫道，中國領導層可能希望遊行學生最終耗盡精力、退出運動。這封電報的署名是時任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該職位數日後由李潔明接任。但BBC沒能獨立證明這些密電的真實性。

「我們原不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本身意味著中國的不穩定性會增加，但很明顯，在胡去世之後，學生們抓住葬禮的機會來表達他們對政策發展方向的不滿，」施大偉回憶說。

隨著運動的推進，美國外交官拼湊蛛絲馬跡，儘管還有許多摸不清的細節，一個基本結論越來越明晰：中共高層存在權力鬥爭，武力鎮壓的選項真實存在。

「國際觀察者的共識是，這（抗議運動）不是中共會容忍的事，這不會有一個好結果，」祈錦慕說，「讓我們震驚的是運動持續了很久，發展得很深入，我們本以為它會更早行動。」

發表在《人民日報》、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426」社論，揭露內部鬥爭的冰山一角。

「這篇社論是一個強烈信號：黨領導層內部出現不穩，」施大偉說。到了四月底，使館的判斷是：如果抗議持續、共產黨覺得自己被逼到牆角，他們會使用暴力鎮壓。

5月15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抗議者當時佔領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門，還試圖攔截車隊。

「戈爾巴喬夫到訪時，當局無法在人民大會堂接待他，很明顯對北京來說是一個國際性的恥辱。」祈錦慕看來，戈氏的訪問是學潮的重要轉折點，政府決心要奪回對北京街頭的控制。

5月19日，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勸說學生離場。5月20日，北京開始實施戒嚴。使館發出的外交電報指出，《人民日報》頭版出現了趙紫陽的照片、使用了趙作為黨總書記的官方頭銜，還有報道暗示戒嚴未能控制北京局勢，說明李鵬一派還未能完全掌控官媒。

在6月3日晚上使館發出的電報寫道，10到15萬穿有防護裝備的武裝軍人進入北京，緊張氣氛躍然紙上。

「大量有防護裝備的軍人攜帶著自動武器，這意味著使用武力的選項是真實存在的。」

「我不認為美國當年能阻止暴力鎮壓」

六四鎮壓之前，美國大使館官員把工作重點放在街頭採訪的一大原因是，使館與中國政府的溝通渠道已形同虛設。

「政府聯繫人能告訴我們的事情越來越少，」祈錦慕說，外交部資深官員也並不清楚中共高層的具體權力鬥爭，當時外交部的運作並不正常，沒人辦公，甚至連大門都是關著的。「連靠近門口都沒辦法，外面有森嚴的守衛。」

維基解密公開了兩則1989年5月22日發自美國駐華使館的通訊，其中描述了當時北京街頭的景象。

解放軍未見蹤影，示威人群中彌漫著勝利的氣氛。「學生們渴望與外國人交談，三名學生分別對（美國使館）政治部官員表示，美國對學生的支持不夠強烈，他們對此感到失望，」外交電報寫道。

祈錦慕和施大偉說，美國使館從未停止向中國外交部表達對訴諸暴力的憂慮，直在6月3日晚上，還嘗試與外交部官員接觸。而在華盛頓，美方也向當時訪美的人大委員長萬里清楚表達這一態度。

共產黨高層情勢不透明，美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美國的警告對中共影響甚微……兩名前駐華外交官在回顧六四前美國的決策時，不約而同地表示。

「我不認為美國當年能阻止暴力鎮壓，」施大偉說，「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他說，在鎮壓前後，總統老布什和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都向北京明確表達過暴力鎮壓對中美關係的嚴重後果。

「這不是美方警告不夠強烈的問題。而是當時這些話根本沒有聽眾，中國整個政治機器都向外人關閉了。」 祈錦慕說：「這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外國的意見不會起任何作用。」

六四體現共產黨對穩定的訴求「堅決而殘酷」

在1989年夏天，美國駐華使館正值人員輪換之際，施大偉和祈錦慕後來都相繼離開了北京。直至奧巴馬政府期間，兩人一直活躍在美國亞太外交政策圈核心。

目擊六四的經歷，如何塑造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我不認為六四改變了我的判斷，只是加強了我對中國的認知，」祈錦慕說，中國共產黨對穩定的訴求是「堅決而殘酷的」，並且不會執行蘇聯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上，中國只會開放足夠的程度，以獲取經濟增長。而市場經濟與威權政府的角力，如今仍在持續。

施大偉說，共產黨比他此前想像得更有韌性，可以挺過六四後而繼續掌權。

「我從不相信共產黨會自我改革，革去自身的權力，」施大偉也說，六四加強了他對中國共產黨「不自由」的一貫認知。「我從來都不相信，只要中國更融入國際體系，就能變成民主國家。」

時隔三十年，施大偉仍然清晰記得一個場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豎起與自由女神像相似的民主女神像。近年，他重返天安門廣場，留意到最明顯的變化是：監控鏡頭變多了。它們時刻提醒著人們，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控。中共不容許六四在此重演，民主與自由仍然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