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施受关系：摄影师与被摄对象

做一名摄影师，最大的回报之一就是可以遇到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过去十五年里，我带着相机四处旅行，用镜头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有偏远的部落群体、支持变性人群体、人口贩卖受害者、拳击手、音乐家、游牧民族、童兵、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抗议者等等，他们的故事被我记录存于我心。我希望我拍的照片能或多或少给他们和他们的故事一些公道。

有些人不喜欢面对镜头；可有些人却十分愿意甚至迫切希望自己能被拍摄，被采访，这叫我蛮意外的。他们中很多人对有人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而高兴，也为有人愿意向他们询问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境感到开心，就算只是讲出自己的故事，他们也颇感欣喜。

但若要问及谁从照片中获益，答案很复杂。摄影师能以多种方式从作品中获益，比如得到报纸或杂志的稿费，出作品影集，办展览，出书乃至赢得名气；可被摄对象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更有甚者，会感觉自己被利用或被剥削了。

很多摄影师的摄影作品里都流露出责任感，无论是像维塔尔（Ami Vitale）和德弗里（César Dezfuli）这样的摄影记者，还是像雷哈恩（Réhahn）和井津建郎（Kenro Izu）这样的摄影艺术家都是如此。前者对拍摄对象的投入已远不止分享图片背后的故事，而后者运用摄影作品回馈被拍摄的人和物。

法国摄影师雷哈恩说：“个人而言，我相信因果循环。我们有时会拍摄那些经济条件与我们迥然相反的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到公平。以我自身为例，旅行人像摄影是我的专长。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靠这些人拍出作品谋生却不帮助他们，这并不公平。”

雷哈恩本着“回馈”的原则进行摄影工作。自2011年起，他以越南会安为大本营，目前从事的项目是拍摄越南全部54个民族。他去年在会安开办了“无价的遗产”艺术画廊博物馆，展品主要展现了越南传统民族服饰及工艺品。今年九月，他将在戈都族（Co Tu）少数民族聚居区西江（Tay Giang）开办戈都族博物馆，资金来自他的画廊销售所得。

裴氏清女士的照片是雷哈恩第一本书的封面，他也回赠裴氏清女士一艘摇船。他还买过自行车、奶牛和相机送给被拍摄的人，也曾为这些人的教育、医疗和房屋修缮等提供经济支持。雷哈恩说：“给人拍照片之前，我总是花大量时间和他们相处。我了解他们的故事，而他们也常常变得像我的家人一样亲密。这些照片本身就是我们分享生活瞬间的成果。我并不认为我可以像一个窥探者一样，匆匆忙忙就拍出这样的照片。这是尊不尊重的问题。”

雷哈恩还表示，摄影师通常能从摄影作品中获利，而回馈给被拍摄者的却不够。“无论是出售影印版本，把照片卖给杂志，还是开摄影展，只要我们把这些照片用于商业用途，回馈的行为就当自动完成。许多摄影师认为，给钱会让人习惯于索取，这确实可能发生。但还有很多人以此作为挡箭牌，从来不给予任何东西。”

草根行动

摄影可以成为非常强大的力量。无论是用来揭示秘鲁亚马逊森林里濒临丧失家园的迁徙部落，还是记录印度的濒危动物秃鹫，摄影能提升人们的认知，讲述看不见的故事。摄影还可以为某项事业引入资金、推动旅游业发展，乃至创造收入，加深对人和事物的理解，有时甚至可以改变故事的走向。即便无其他作用，一幅摄影作品本身也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一扇窗。

然而，摄影师和被摄对象之间的施受关系可以很复杂。风景摄影师肯纳说：“我们都需要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拍摄并出版这些作品之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拍摄的对象，有时会变得更好，有时则并不如此。”他解释说：“我在日本北海道一位农夫的稻田中间拍了这一棵绝妙的哲学家的树。后来许多摄影师都来拍这棵树，以至于田地周围都插满了指示牌，提醒人们只能从路边拍摄，不要直接从农作物上走过去。然而并没有人理会这些指示牌，最终这名农夫为了保护自己的环境就把树砍掉了。”

如今一些风景摄影师会对拍摄地保密。许多人像肯纳一样，也捐献影集以筹集资金来帮助保护区项目、灾后重建工作和其它慈善活动。风景照片不但捕捉到了自然之美，也可以协助保护这些美景。肯纳用他在韩国松岛拍的一组松树图像做例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环保组织用他的照片并成功地让某工业园区重新选址。“这些树还在原来的地方，受到了保护，而且现在还小有名气了。”

一个关心自然界乃至愿意一生致力于拍摄风景的人肯定也很希望保护所摄风景，这道理显而易见。“铭记野生动物”（Remembering Wildlife）项目发起人、摄影师瑞吉特（Margot Ragget）表示：“有人认为，以拍摄野生动物为生的摄影师应该觉得自己有义务回馈它们，我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不然，这就是纯粹在利用自然为自己谋利而已”

瑞吉特在肯尼亚北部的莱基皮亚见到被偷猎的大象之后，就呼吁兰亭（Frans Lanting）、沃尔夫（Art Wolfe）等全球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向《铭记大象》和《铭记犀牛》两本书捐献摄影作品。这两本书前后共计为亚洲和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募集了31.6万英镑（合41.5万美元）资金。她希望将于今年十月出版的《铭记大型类人猿》面世后，募集资金总额可以增加至50万英镑（合64万美元）。瑞吉特解释说：“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栖息地都受到了威胁。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下一代人可能就没有机会拍摄野生动物了。责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们身上，无论事情有多渺小，我们都应该去表明态度、采取行动。许多渺小的行动加在一起就能促成巨大的改变。”

“谁获益”这个问题在拍摄人物和文化之时变得最具争议性：究竟是本土的文化、部落居民、难民、低收入人群在被盘剥利用？抑或是相比摄影师，他们获得的东西实在过少了。这问题在新闻摄影中尤为凸出。德弗里在地中海拍摄了获救的利比亚难民苏马里亚（Amadou Sumalia）并获得2017年泰勒·韦辛肖像摄影奖（Taylor Wessing Photographic Portrait Prize）。用德弗里的话说，这张照片及所属系列作品是“连续几个月研究的成果。”他还向欧洲议会请愿，要求调查相关嫌犯对利比亚难民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德弗里说：“在社会摄影里，我们对被拍摄对象负有明确的责任。我们在拍摄真实的故事，希望通过摄影作品去展现这些人的真实生活。这些人理应获得摄影师的尊重，这能通过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我们试图展现什么并希望通过什么方式展现得以实现的。”

他继续说道：“我始终愿意相信，每一位拍摄社会话题的摄影师的终极目标都是以某种形式回馈社会，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市场以及艺术和摄影的极度商品化。很多摄影师靠摄影挣钱糊口，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得非常迅速地完成工作。如此快的速度阻碍了我们对被拍摄对象的同理心。如果我们的合作对象是人，交流和理解是最低的要求。”

同雷哈恩与德弗里一样，还有很多摄影师认为他们除了分享照片和故事外也对拍摄对象负有责任。例如，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的摄影师麦凯瑞（Steve McCurry）在阿富汗拍摄了四十余年，他在喀布尔为他1984年作品《阿富汗女孩》中的人物古拉（Sharbat Gula）买了一栋房子，并发起了一个教阿富汗年轻女性摄影的项目。

并不是所有的摄影师都有很大的名气或足够的金钱和资源来资助大型项目，或慷慨地进行捐赠。但日本摄影师井津建郎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回馈被拍摄对象。井津建郎于1993年前往柬埔寨拍摄吴哥窟，期间遇到了很多营养不良的儿童，有的还因为地雷而四肢残疾。他随后在柬埔寨和老挝创建了两家儿童医院。井津建郎解释说：“我个人并不富有，也不出名。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信条是，我的工作是基于我从被摄对象那里看到、感觉到、见到、听到的。一旦我看到一个女孩在我面前死去或是类似的事情，我就无法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如果我假装没有见到这场悲剧，我的摄影作品也就失去根基了。”

《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维塔尔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可以有所作为。”她最近与国际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合作，宣传位于肯尼亚北部由本地社区所有并运营的热特提大象保护区（Reteti Elephant Sanctuary）的工作。她说：“一点点创意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摄影师可以办影展，将收入捐给被摄的社区或把自己的作品捐给非盈利性组织。经济上的帮助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你还可以在这个社区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教大家摄影，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每一位摄影师能给予被摄对象是时间、同理心和尊重等。维塔尔说：“摄影作为一个工具，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可增进不同文化、社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但它也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让人觉得疏远、被孤立。”她想起了在印度普什卡骆驼节（Pushkar Camel Fair）认识的一个被摄影师包围的女孩苏比塔（Subita）。“甚至没有一个人对她说'感谢'（namaste）或者‘你好’。后来，苏比塔告诉我，这些游客和他们的相机对她简直毫无人性可言，让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动物’。如果围着她的人里有人能花些时间跟她沟通了解她的生活，哪怕几个小时也好。他们能得到的就是一个故事，而不只是一张图片而已。人人都能拍照。但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摄影师，首先得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而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维塔尔在世界各地进行报道，报道对象包括自然保护项目、冲突地区等。她总结说：“我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通常远离人们关注的焦点，却在为这个地球作出改变。希望我可以放大他们的故事和其中的有力信息来激励他人。我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个人的力量真的可以带来积极的改变。重要的是尽我所能，从小的方面入手去回馈他们。人们愿意敞开心扉与我交流分享，而我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尊重原摄影作品，翻译时未对原图进行裁剪。

请访问BBC Culture阅读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