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十：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六四」，又到週年。1週年，10週年，20週年……一晃，30年逝去。

30年後的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它對今天的中國、明天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試圖回答這個幾乎無法回答的大命題，不妨先引術兩段語錄：

兩段語錄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

第一段語錄，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它是鄧小平為剛剛起來的學潮欽定的性質。

第二段語錄，是「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開槍殺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門廣場學生絶食高潮中錄下的一段錄像。

「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了什麼政治遺產？我們不妨順著這兩段語錄做一梳理。

「維穩」 卅年

鄧小平當年下決心開槍殺人、不惜以學生平民流血為代價結束天安門民主運動，一個根本的理由是：「中國不能亂」。

這個所謂「亂」的結局，鄧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產黨下台，一黨專治制度在中國的崩潰瓦解。用《人民日報》社論的表述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六四」鎮壓後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被當作了「鎮壓有理論」的佐證。鄧小平身後歷代中共領導人，都高舉「不能亂」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維穩」。

江澤民上台高喊「維穩」，胡錦濤上台高喊「維穩」，習近平接掌權利後仍信誓旦旦的要「維穩」、「穩定壓倒一切」。但是，習近平的「維穩」，從範圍、規模、手段和深度與江胡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六四」鎮壓後被政府指為「黑手」被迫流亡美國的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六四」鎮壓後，共產主義實際上已被鄧小平拋棄：

「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六四』鎮壓後鄧小平意識到，他不得不以放棄共產主義做為繼續維持一黨專制制度的補償。蘇聯東歐共產體制崩潰後，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決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決心搞資本主義。但鄧小平的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就是以確保一黨專制的繼續為前提。所以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權利介入市場，不公平競爭和對腐敗的依賴。」

政治嚴冬

江澤民、胡錦濤都蕭規曹隨，以默認各種利益集團的腐敗換取對權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學生們高喊「反腐敗，反官倒」走上街頭，但30年前學生們要反對的腐敗，與今日中國的腐敗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習近平則是高舉「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變成了鞏固權利、打擊異己、獲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說，江胡時代中國的政治氣氛還有時松時緊的間隔，還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話題上議論吐槽的話，那習近平上台後短短幾年內，已經徹底封殺了任何不同聲音的發聲渠道和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

從政治異見者到自由派知識分子、從維權人士到少數民族、從網絡大V到演藝名流、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百姓，敢於挑戰一黨專制，甚至稍微與「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嚴酷打壓乃至滅頂之災。

習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網絡新技術，把喬治·奧維爾筆下虛構的「大哥」全方位監控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而意識形態上，習近平正在試圖把中國重新拉回到毛澤東時代。

如果說，30年前，「八九」民運在中共建政後最溫暖的政治「小陽春」中爆發，那麼，30年後，中國正在回到毛時代的政治嚴冬。

擦亮眼睛

我們再來看第二段語錄。柴玲30年前錄下這段話時的狀態、她的話是否被誤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門廣場上有沒有人被打死，我們不在這裏討論。

當柴玲等學生領袖挽著手臂帶領同學們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留下了一個確鑿的事實：中國政府用機槍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鎮壓了一場波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發生了。無辜受害者的鮮血，「擦亮了全中國人民的眼睛」了嗎？

30年前，當「六四」的槍聲劃破北京的黎明的時候，人們預言的罷工罷市、全民揭竿而起、萬眾匯集廣場保衛學生的場面，並沒有出現。

事實上，6月3日晚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警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也就是軍隊拿到殺人令牌後，隨著緊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縮小一圈。如果說，過去50天中，廣場像是磁石一樣吸引人群，此時的廣場卻像流沙，人們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這裏絶無指責之意。那個凌晨，迎著槍彈、迎著坦克挺身而出的學生市民大有人在。

從分析「八九」民運政治遺產的角度，這裏要說的是30年前運動領導者的一個根本性的誤判。

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民主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說，「八九」民運留下的政治遺產之一，是在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時，必須要對中國國民的生存狀態有一個現實的、清醒的認識：

「人們曾說你一殺人，全體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來反抗了，那你對老百姓就估計錯了。而且從根本上就估計錯了。你以為老百姓不知道共產黨專治？要通過一件什麼事來教育老百姓？其實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對的。對專治不反抗不是因為不知道它專治，而是知道專治的厲害。」

已故的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在像中國這樣的專治社會，這是必然的：

「因為全民體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脈。為什麼在1960年四千多萬人被餓死農民不造反？因為沒有了生產資料他們就不能生存，他們不得不依附於這個強權。」

噤若寒蟬

那麼，先於民眾「擦亮」了眼睛的知識精英群體，一場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讓他們更加心明眼亮，執著追求了嗎？

「八九」民運的主體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學生，儘管被批評幼稚衝動、缺乏政治技巧，但他們憂國憂民、推動中國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純潔而炙熱的。80年代的大學生，在1989年那個春天，勇敢的承擔起歷史的責任，吹響了社會的號角。

儘管對中國知識界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有各種批評和質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如此大規模的自發的走上街頭，呼籲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為「黑手」的知識分子精英，儘管被指責「軟骨頭」，沒有挑起大樑。但是，一批曾飽受迫害、精神和肉體都已經領教過中共專制制度的「厲害」的公知，還是在1889年那個春天挺身而出，與青年學生走在一起。在他們走上街頭之前，與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已經成功的營造出自中共建政以來最寬鬆、自由、活躍的政治氣氛。

然而，這場小陽春在89年那個春天嘎然而止，乍暖還寒。

「六四」鎮壓後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國的原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王軍濤說：

「『六四』最大的損失還不在於丟了多少條人命，而是這個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體變革的機會。『八九』之後從黨政軍到知識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著，主導『八九』民運的民主力量被一網打盡。」

30年來，這樣的「和平變革」機會再也沒有出現。中國的民主力量，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沒有恢復元氣。

不屈不饒堅持奔走呼號者仍有。已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就是一個典範。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轍附和「主旋律」的話。

「八九」民運後的30年，寒蟬效應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覆蓋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一國1.5制」

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個「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港人對大陸民主運動的關注、參與和影響力，讓北京震驚。「八九」之後的30年，「顛覆基地」、「前哨陣地」之類的字眼常常與香港連在一起。北京對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緊。

1989年5月21日，超過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北京實施戒嚴，聲援大陸的民主訴求。那次空前規模大遊行的組織者李卓人這樣看當時港人的心態：

「我們希望看到中國有民主和自由，因為只有中國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們要保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社會，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心裏都清楚，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那我們的恐懼就沒有了，我們就不再恐懼共產黨的統治。香港遊行中有一個口號最能體現港人的心態：『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歸中國了，如果中國不走上民主化，香港會變成什麼樣？香港的人權自由能存在嗎？」

在「六四」30週年前夕，香港對「佔中」組織者的判罪，或許是對30年前港人表達的擔憂的最明確的證實。

被判監禁16個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BBC說，「一國兩制」的香港已經在慢慢走向「一國1.5制」，甚至有一天會是「一國一制」。

毋忘「六四」

過去的29個「六四」週年，香港支聯會都組織維園燭光悼念晚會。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毋忘『六四』」。

臨近「六四」30週年，香港支聯會4月17日在立法會外啟動了「毋忘『六四』號」宣傳車。

強調「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這樣一個擔心和現實：「六四」正在被遺忘。

30年來，有關「六四」，中國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試圖徹底抹去有關「六四」鎮壓和「八九」民運的一切紀錄，就像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六四」鎮壓後出生的一代大陸人，在不知「『六四』是什麼」中長大。

有形的紀錄可以抹去。人們的記憶也可以抹去嗎？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曾經歷了「八九」民運的一代人中，「自覺」抹去「六四」記憶者，相信不在少數。

曾是BBC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的林慕蓮（Louisa Lim），幾年前出版了回憶「六四」的專著《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重溫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學近日的一次研討會上，林慕蓮說：「中國境內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親自參加了那場運動的父母，決定還是不把那段歷史講給孩子，因為這些父母們覺得，知道了沒有什麼用，沒凖還會給孩子帶來危險。」

30週年，對於任何一個紀念日，都是一個大日子。而對於紀念「六四」，意義尤殊。用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話說，「『六四』30週年的紀念，可以說是仍以『六四』親歷者為主體的最後一次最受矚目的紀念。」

實際上，過去30年來筆者曾與之面對面訪談過的「六四」親歷者中，方勵之、劉賓雁、陳一咨、包尊信，戈揚、王若望，許良英等等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她們或在流亡中客死他鄉，或在中國政府的監視下默然逝去。

又到週年。30年後的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如何紀念？這不僅是中國人，也是任何一個相信正義和道德的人，都應該面對的。

「六四」30週年十集特別系列結束。請繼續關注BBC中文網有關「六四」30週年的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