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世界上最“碉堡”的国家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太阳高照，已经感到热了。我走在奥里库姆（Orikum）的废墟中。奥里库姆是罗马统治时期的一个定居点，位于阿尔巴尼亚境内亚得里亚海岸宽阔的发罗拉湾南端。这里很好地保留了罗马统治时期的记忆，甚至一座剧院的很多石砌台阶还原封不动。

但这并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在奥里库姆遥遥欲坠的建筑群脚下，还有另外一片废墟。它们的历史不到半个世纪，名气也要小得多。这片废墟是附近帕夏李曼（Pasha Liman）海军基地昔日的营房。从堤道的另一边就能看到那个基地。

我的导游乔希（Elton Caushi）开玩笑说，我们对有2000年历史的遗迹视而不见，却对只有40年历史的废墟情有独钟。

在海军营房废墟和堤道之间，分布着几处低矮的灰色碉堡。每处碉堡的高度和宽度只够容纳两个人，墙壁上方是一个圆形的穹顶，建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阿尔巴尼亚是全世界最受孤立的国家之一。

修建碉堡是霍查的主意。霍查曾是一名游击队员，冷战后统治阿尔巴尼亚长达40年。他领导下的政权残酷，荒诞。霍查认定，从邻国南斯拉夫到希腊、北约，甚至包括他在苏联的前盟友，所有人都想侵略他的国家。于是，霍查启动了一项大修碉堡的计划。

这些眺望着发罗拉湾的碉堡，只是钢筋和混凝土建筑物的冰山一角。从与黑山接壤的北部边界到与希腊科孚岛隔海相望的海滩，阿尔巴尼亚到处都是在猜疑引发的修建热潮中建成的碉堡。这种碉堡不止几百座，甚至不止几千座。据保守估计，完工的碉堡数量超过17万座。

今天，它们依旧零散分布在乡间，或是俯瞰着山谷，或是默默守卫着十字路口和公路，又或是像令人毛骨悚然的雕像一样排列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它们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

外界认为，一座碉堡的造价与一套两居室公寓相当。此外，修建碉堡无疑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沦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时刻准备着

霍查因为要求阿尔巴尼亚人民都必须"时刻准备着"而出名。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二战时，阿尔巴尼亚军队规模小，装备差。1939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军队惨败。双方开战仅5天后，战争正式结束。但抵抗法西斯的行动并没有完全结束，只是开始逐渐销声匿迹。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多山之国，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几百年间，阿尔巴尼亚人民以顽强抵抗侵略者而闻名于世。战争推动了阿尔巴尼亚游击战的进程，在南斯拉夫沦陷区的抵抗组织和英美盟友的帮助下，游击队开始袭击意大利和德国侵略者。在这场抵抗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便是霍查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员。

随着形势向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方向转变，阿尔巴尼亚的抵抗力量逐渐壮大，在丛林中的据点里积蓄力量。事实证明，这些根据地十分巩固，无法消灭。到1944年11月解放首都地拉那时，这支由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草根武装力量的规模已达7万人左右。

二战结束后，霍查巩固权力，残酷地清除敌对派系，甚至那些曾经和他一起领导过抵抗运动的战友也未能幸免。阿尔巴尼亚成了一个与苏联结盟的共产主义国家。随后，这个小国陷入一场又一场外交危机。1947年，霍查与邻国南斯拉夫断交。此事表面上是因为立场不那么坚定的南斯拉夫偏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1961年，霍查炮轰斯大林的改革派继任者赫鲁晓夫，阿尔巴尼亚再度陷入困境。苏联和《华沙条约》（Warsaw Pact）的其他签约国排挤阿尔巴尼亚，迫使这个被孤立的国家转而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结盟。

但与中国的蜜月期是短暂的。1972年，毛泽东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这激怒了霍查。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降温。到了1978年，中国撤回所有外交顾问，阿尔巴尼亚盟友尽失，成为世界上最孤立无援的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碉堡的运动开始了。霍查认为，自己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使阿尔巴尼亚容易受到北约从意大利或邻国希腊发起的攻击。但曾经的朋友也变成了敌人。南斯拉夫可能会发动侵略战争，苏联也有可能从保加利亚接道南斯拉夫入侵阿尔巴尼亚。

如果与这些可能的敌人打常规战，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力量比它们小得多，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因此，霍查决定动员民众——该国大部分老百姓每年都要接受基础军事训练——组成一支有数万人的抵抗力量。

在游击战时代，可以在丛林里抵抗。游击队可对意大利或德国的地下堡垒发起攻击。但霍查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巨大的碉堡网，阻止任何潜在的敌人发动袭击。阿尔巴尼亚民众可以借助碉堡网来守卫每一个海滩、村庄和十字路口。

这场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要求启动一个巨大的建设项目。阿尔巴尼亚成了一个碉堡之国。

数量最多的是单兵碉堡，用钢筋混凝土修建，每个碉堡大小只能容纳一两个人。

单兵碉堡的设计师是工程师扎加利（Josif Zagali）。扎加利在二战期间曾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在碉堡的顶上设计了一个圆形的穹顶，这样子弹和弹片打到上面就会被弹开。这使得碉堡的外形非常独特。碉堡按小组分布，以便组里的各个碉堡可以相互支援。按照设计，碉堡的部件在工厂预制，然后到现场组装安置。

单兵碉堡稍大一点的是指挥/炮兵碉堡，直径超过8米。战时，它们将充当一排排小碉堡的指挥所。

再大一些的掩体是为了在遭遇袭击时保护平民。每个镇或城市里的每个区都建有足够容纳数百人的地下混凝土掩体。此前，我曾在2016年来过阿尔巴尼亚。吉诺卡斯特位于地拉那以南，驱车大约3小时路程，人口约为2.5万。当时我参观过一处类似的老旧碉堡。那座掩体很大，容纳数百人绰绰有余。

杜拉伊（Pellumb Duraj）是兴建霍查的混凝土防御工事的负责人之一。他当时是一支驻守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布雷尔的工程先遣队的指挥官。

1973年，杜拉伊以土木工程师的身份毕业，是首批应征入伍的工程师之一。“我被分派到那里，别无选择，"在地拉那一家咖啡馆外，他一边喝咖啡一边对我说。

”当时需要增加保护措施，因为阿尔巴尼亚退出了《华沙条约》，我们政治上孤立无援，又怕原子弹和美国的威胁，这种情况促使政府要求建造碉堡。一切都是从1968年我们退出《华沙条约》的时候开始的。

“最集中的时期是从1975年开始的，自那以后的7年里，我们要做项目研究，以便为修建碉堡网做准备。在那之前，军队里没有土木工程师，他们只是偶尔聘请土木工程师。”

杜拉伊的工作是确保碉堡的预制件不仅生产出来，运送到正确的地方，而且现场还要有足够的人手将它们组装起来。这并非易事。杜拉伊所在的部队要修建13000座大小不一的碉堡。

修建碉堡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项目，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工厂都被迫参与。水泥厂大量生产混凝土预制构件，大批工人在现场组装。1974年，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新的大型钢铁厂，生产的大部分钢材用来加固霍查的碉堡网。

杜拉伊必须与乡村集体农庄的掌权人谈判，它们的组织结构很像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于是遇到了新的挑战，一场非常艰难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举国参与。军队负责管理，民众负责干活。政府的建筑公司负责生产，公共交通运输公司则把建材运到现场，然后我们根据当地人的技术水平有选择地雇佣，不需要技术的体力劳动则由士兵承担。”

杜拉伊的职责清单上，单兵碉堡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除了小碉堡、大碉堡，我们还要为高射炮和火炮修建发射阵地、仓库和弹药库，还要建造连接所有仓库和碉堡的壕沟。各个阵地之间的所有交通网络；所有的部队、隧道或地下建筑的指挥中心也需要我们负责修建。弹药库也是我们建的，燃料储备、食物和衣服以及化学品储藏，都是我们建的。”

杜拉伊说，碉堡的位置不同意味着他们要相应修改设计。“在西部，从海边开始，我们采用的是重约7吨的重型独体碉堡，因为我们担心极有可能发生来自海上的侵略。这种碉堡有一块加固的铁板，可以抵御导弹和炮弹。

”山林里的碉堡配件会轻一些，可用骡子和人搬运，最重的部件才100公斤。但修建一座山林类型的碉堡需要70种不同的部件，而且必须用钢筋混凝土加固。“

像杜拉伊这样的工程师们参与的是当代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工程项目。为了寻找灵感，他们研究了欧洲二战前后修建的一些大型防御工事，比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因为担心德国入侵而修建的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我们研究了他们的经验，但我们修的不是某条线的防御工事，而是整个国家的防御工事，从海岸线一直到山顶。“

杜拉伊说，在那个时期，建造碉堡耗费了大约80%的军费。当时修碉堡比种粮食更重要。他说，劳动党的官方路线是"国防高于一切，农业只是个人问题。"

”霍查会说，在全国构建防御工事是用我们国家的汗水进行的最有效的投资，防御工事上多流一滴汗，战场上我们就少流一滴血。“

修建碉堡网点工程必须风雨无阻，最重的部件用拖拉机或二战时期的苏联吉尔卡车搬运，然后手工组装。杜拉伊说：”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建成4座碉堡， 但天气不好的时候……有时我们会看到吉尔卡车底盘以下都陷在淤泥里，我们就不得不用拖拉机把卡车拖出来。我们还发生过多起起重机坠落，造成人员意外死亡的事故。“

据地拉那的碉堡艺术博物馆（BunkArt）估计，修建碉堡网期间，每年有100人丧生。杜拉伊声称这个数字言过其实了，但他也承认，修建碉堡期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事故。

在共产主义政权倒台25年后，杜拉伊有大量时间去考虑霍查的掩体防御的战略价值。阿尔巴尼亚当时面临严重威胁，必须修建这么多碉堡吗？”要我说，确实是修多了。我们在山顶上，在岩石里都修建了碉堡。在连山羊都不会经过的地方都建了碉堡。“

在吉诺卡斯特，我和乔希参观了一座工厂。碉堡就诞生在这样的工厂里。

当年，这里一片繁忙，工厂夜以继日地生产盖在碉堡顶上的混凝土穹顶。如今，它只剩下一个空壳。工厂在很久之前就被拆除了，除瓦砾和龙门吊车外几乎没剩下什么。当年，正是这些龙门吊车负责将沉重的混凝土板运送到厂内个角落。今天的这里是一幅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衰败景象。

阿迪（Adi）就生活在这座废弃工厂的附近。他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废品场，里面满是废旧金属堆和被满脸烟灰的工人，他们在把金属丝外面的塑料烧掉。买下废品场的同时，阿迪也继承了旁边的旧工厂。具有讽刺的是，阿迪的工作之一就是拆除碉堡。

有时候，他和手下的工人会驱车4小时，走进俯瞰吉诺卡斯特的山林里。拆一座碉堡需要10个人花一整天的时间。现在他们是开车过去，而当年修建碉堡时，除了骡子外几乎没有其他运输工具。

38岁的阿迪还记得儿时的碉堡。"我们会在碉堡上面玩游击队员打德国鬼子的游戏。现在我们找到了让人回忆起那些日子的东西，谢天谢地没有打仗。"

阿迪的工人尼科（Nico）也记得和朋友去山里，在碉堡里玩的经历。建造碉堡的共产主义政权早已成为历史，碉堡也成了蛇盘踞的地盘。但尼科相信，有一天他会找到一座满是宝藏的碉堡。

2004年，碉堡里找到了另类"宝藏"。有人在距离地拉那仅40公里的一座碉堡里发现了约16吨芥子气罐。美国被迫支付了大约2000万美元，让阿尔巴尼亚政府安全销毁这些武器。

尽管像阿迪这样的人正在拆除碉堡，以便钢筋混凝土用于现代建筑工程，但阿尔巴尼亚却没有资金和人力去逐一拆除全部的碉堡。这些大大小小的碉堡像很久以前被打败的军队丢下的残骸一样，挥之不去。

这些沉默的碉堡让人回想起了这个国家的共产统治时期。民众把这些碉堡用于各种用途。

在农村，人们用碉堡来圈牲畜或储存饲料。部分碉堡被涂上鲜艳的色彩，成了市中心游乐场的一部分。一些曾经守卫着阿尔巴尼亚阳光灿烂的海岸线的碉堡，已被改造成披萨店、咖啡店和临时酒吧，但更多的碉堡都被拆除了，通常是用退役的坦克牵引拆除的，以便为新的开发项目腾地方。

但这些碉堡遗迹吸引着外国人，其中既有游客，也有艺术家。他们觉得必须为子孙后代保留碉堡。

荷兰摄影师加利亚德（David Galjaard）已多次来阿尔巴尼亚拍摄碉堡。

加利亚德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正在荷兰创作一个有关冷战期间的碉堡的系列，我就职的那家报纸（《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的一个记者和我说：'你这么喜欢碉堡，应该去阿尔巴尼亚'，看了有关这些碉堡的介绍和它们的故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当时是12月。我一直等到阿尔巴尼亚的雪化了，才开着我的标致车上路。

”第一次到阿尔巴尼亚之前，我想象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我为阿尔巴尼亚民众感到难过，因为这些碉堡不断提醒着他们那个严酷的共产主义时期。但来到这里后，问起碉堡，人们只是耸耸肩。他们通常都不觉得碉堡有问题，除非，比如说，碉堡妨碍了他们耕作土地。“

加利亚德的三次阿尔巴尼亚之行成就了他的摄影项目"专心致志"（Concresco）。该项目的作品已在2012年出版。

加尔加德说：”阿尔巴尼亚民众对待碉堡的方式，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特点，碉堡被人们忽略、用作他用或被毁。这就是我用它们作为视觉隐喻，来讲述一个故事，这不仅仅是碉堡的故事，这里还包含着这个国家本身的历史。

”在大部分国家，多数人是看不到大量冷战留下的遗迹。阿尔巴尼亚独特的地方在于，源自那个时代的猜疑和惧外情绪清晰可见，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乔希会把这些冷战遗迹当作阿尔巴尼亚的独特魅力来介绍，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谋生。他经营着一家名为”阿尔巴尼亚之旅“（Albanian Trips）的旅游公司。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参观一些风景极其优美，又能让人想起霍查的疑心和恐惧的地方；既能展现阿尔巴尼亚崎岖多山的壮丽景色，又能让人想起这个国家被孤立的那几十年。

乔希说：”我和我的瑞士摄影师朋友迪迪埃·吕夫（Didier Ruef）在阿尔巴尼亚各地进行过一场历时三周的寻找碉堡之旅，也的确发现了几座碉堡，现在被用作住宅和动物圈舍，还有很多碉堡位置极佳，或地处海滩附近或能看到山景。当时迪迪埃告诉我，阿尔巴尼亚有一天会成为旅游胜地，而碉堡一定功不可没。但那时候我可能没太注意这一点。

”后来，从2007年前后开始，当我真的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旅游业中后，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清晰。人们不停地打听碉堡。我开始和建筑业从业者、作家、从事回收工作的人、拆除工、废料收集工打交道，碉堡相关的知识趣闻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和乔希用了几天时间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游历，在从地拉那到吉诺卡斯特的路上找到了碉堡网。过去十年里，他已经把最上镜的碉堡网绘制成了一张地图。但霍查下令修建的碉堡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和15年前比的话，剩的不多了，“他说。”拆除和清理碉堡的大动作一直在进行。这既是为了回收废金属，也因为碉堡太占地方。我觉得从2006年到2014年，可能消失了45 - 50%。然后政府说它们是公共财产，无论谁破坏碉堡，都将受阿尔巴尼亚法律追究。”

尽管碉堡成了保护对象，但乔希认为，未来10年还会有更多碉堡被毁。

他经常带游客去地拉那主墓，参观那里的碉堡。在那里，它们似乎与坟茔和墓碑融为了一体。还有一些碉堡只能乘船前往。此外还有一些隧道、地下工事和储藏区域，冷战后被人遗忘，现在随着旅游业打开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门，也重新被人们发现了。

他说： “有一个地方有一座巨型碉堡，但我说不出具体在哪：那里生活着几千只蝙蝠。进到里面后的感觉很奇怪。脚下是一层厚厚的蝙蝠粪便，头顶是在你脑袋周围飞来飞去的蝙蝠，它们有时还会碰到你的头发。而在所有碉堡的入口处，贴满了斯大林主义式的宣传口号，以及如果哪天敌人企图侵略我们时，如何朝他们开枪的技术建议！”

乔希在20世纪90年代离开阿尔巴尼亚到瑞士留学，几年后回国。他对霍查这笔影响深远的遗产感情复杂。”我对它们又恨又爱。它们格格不入，如果有能力阻止它们的出现，我肯定会这么做。但既然它们已经存在了，我们又为建造它们做出了这么多牺牲，我相信惩罚那些强迫我们为修建碉堡出钱出力的人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重新利用起来，来讽刺这个项目的初衷：防范敌人。咱们就努力吸引‘敌人’进入碉堡。

“这是一种悲喜参杂的方式，我认为是合理的。它们可以从最初的壁垒，变成供敌人来游玩、探索和学习的场所。我们能从这个巨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

对当年那些修建碉堡的人来说，它们或许代表着因为霍查的猜疑而失去的岁月。参观吉诺卡斯特那座废弃工厂时，乔希开始和一群正在附近修筑一道墙的工人交谈。其中一名工人伊萨（Isa）告诉他，用来浇筑碉堡穹顶的铁质模具，现在成了他姐姐邻居家花园里的水箱。他还邀请我们去拍照。

喝着自酿的拉克酒，他和他姐夫给我们讲了他们在部队时顶着夏季烈日修建掩体的经历。为了修掩体，他们拖着40公斤的混凝土板在乡间小路上跋涉，但从未有人在碉堡里愤怒地开过一枪。

他姐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世界其他国家都在造火箭把人类送上月球时，我们在修碉堡。实在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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