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博士绘本：给儿童讲政治不是件容易的事

谨慎走路，灵活迈步

记住，人生

需要种种的兼顾。

永远不忘机智与敏锐。

左脚右脚时时能领会。

——《哦，你要前往的地方！》（1960年）

苏斯博士作品描绘的滑稽愚行和无政府主义荒谬，渗透着无穷的智慧。美国作家、插画家西奥多·苏斯·盖泽尔（Theodor Seuss Geisel，苏斯博士这个笔名源于他的大学时代）的作品比其他任何童书作者更富哲理。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大众意识，被谱写成流行歌曲的歌词，甚至被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引用。然而，苏斯博士的激进政治倾向却往往遭到忽视。

苏斯一生创作绘制了60多本书，销量超过6亿册。其最著名的作品《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1957年）展现了其作品许多引人入胜的特色，比如妙用文字的乐趣，用异乎寻常的声韵创造出更为超现实的组合，奇幻人物和复杂发明物的插图，以及对成年人价值观和习俗的质疑等。

1959年在接受《生活》（Life）杂志的一次采访时，他说孩子们不喜欢道德说教，“能在一英里开外的地方就能辨别出说教而拒之于门外。”苏斯博士给孩子讲故事选择用幽默的手法，而不去说教。然而，有那么一段时间，苏斯博士把两者合二为一。许多人相信，正是在这段时期，苏斯博士作品中的基本要素出现了。他的童书中，充满超现实感觉的押韵诗和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诸如有着长睫毛的鲸鱼、胡子连在一起的山羊、有许多条腿的奶牛之类，都可以在他于二战期间创作的宣传漫画中找到根源。

“苏斯博士深受大家的喜爱，他给启蒙读物带来欢快又押韵的废话，带来戴着帽子的猫和穿着袜子的狐狸；起初他是一个好斗的政治漫画家，鼓动美国与希特勒作战？是的，那正是他的主张！”在1999年的一本书的前言中，创造了鼠族（Maus）形象的绘画小说家施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如此感叹道。历史学家迈尼尔（Richard Minear）的《参战的苏斯博士》（Dr Seuss Goes to War）一书，收录了他近200幅被遗忘长达半个世纪的漫画，这些作品有助于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深受爱戴的怪咖之王。

施皮格尔曼指出，苏斯博士在战时的作品是“漫画用于说服之道的有力证据”，认为这些漫画“以那个时期美国绝大多数的社论版所没有的信念和热情，来反对孤立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几乎是除了共产主义媒体和黑人媒体之外，唯一讽刺军队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林白的反犹主义的社论漫画”。他认为，苏斯博士“用发自内心的义愤和忿怒创作了这些漫画，激发了所有真正的政治艺术”。

立场

1941年1月至1943年1月, 苏斯为纽约的左翼报纸《PM》创作了400多幅政治漫画。他抨击林白等人支持的美国优先政策, 他们想阻止美国加入二战；他抨击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他呼吁种族宽容。

施皮格尔曼认为，透过这些漫画，我们可以看到苏斯“在交出合乎道德的产品同时，还发展出了他疯癫的超现实主义视野。苏斯笔下各种独特又笨拙的动物、怪诞的幽默和题材（后来令数百万人为之着迷）在这些早期的漫画作品中已经逐渐成型，当时这些作品是在很短的在交稿时限之前急忙赶出来的。”据迈尼尔的说法，苏斯后期的大部分作品，除了教孩子们阅读的书籍，或多或少都带有政治色彩。其包含的特征都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的这些漫画。

其中一幅漫画描绘了一头困在山上的鲸鱼, 讽刺的是美国的孤立主义者, 后来出现在1955年的《超越斑马》（On Beyond Zebra）一书中。另一幅漫画中展示了一头有许多乳房的奶牛, 代表被希特勒征服的欧洲国家正在遭到他的压榨，这幅作品后来也收录在《超越斑马》一书中。还有一幅漫画，用一个摇摇欲坠的乌龟塔讽刺了战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产者，这件作品后来出现在他1958年的书《乌龟大王亚特尔》（Yertle the Turtle）中。

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寓言。迈尼尔告诉BBC文化，“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他第一次画亚特尔的时候，有一个希特勒的胡子，所以亚特尔就是希特勒。”这个故事被视为对所有暴君的一种调侃。有位记者在2003年指出，“其最后几行文字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就像其曾经适用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另一位则声称，这本书对超越限制行为的警告，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最近，批评美国民族主义抬头的人，又搬出了苏斯的漫画。他的故事中所蕴藏的信息有助于解释苏斯博士的持久力量，在这一点上，就跟他的诗歌和幽默一样。

正如施皮格尔曼所说，这些战时漫画“使我们更加明白了，苏斯博士标志性的疯狂糖丸中，往往藏有政治信息”。亚特尔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故事，而1953年的《史尼奇》（The Sneetches）则讲述了鸟肚子上的星星所引发的歧视故事。（施皮格尔曼问道，“如果不是大卫星，那些星星又是什么？”）

《老雷斯的故事》（The Lorax）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环境寓言之一。它出版于1971年，之前一年世界刚有了第一个地球日，《自然》（Nature）杂志称之为“游乐场版本的‘寂静的春天’”，教导了一代又一代儿童人类的贪婪如何破坏了自然生态，并为今天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借鉴。

与此同时，《黄油大战》（The Butter Battle Book）是一则讽刺军备竞赛的寓言，尤其是提到了相互保证毁灭原则。据施皮格尔曼称，这本书“在1984年首次出版时，书中表达的核裁军论战曾引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议”。 虽然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冷战时代人们的担忧，讽刺人类许多致命冲突实际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的，到今天仍然具有讽刺意义。在《黄油大战》中冲突是由吐司面包引起，这让人想到《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一场关于吃鸡蛋应该先敲破大头还是小头引发的战争。

准备进攻

苏斯战时漫画曾引起的一个争议，在《霍顿奇遇记》（Horton Hears a Who!）一书中做了反思。迈尼尔说，苏斯二战时“关于日本人的漫画观念非常狭隘，带有种族歧视和偏见。”苏斯支持大规模监禁日裔美国人，并在漫画中以攻击性的成见来讽刺日本人, 导致有人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

苏斯的侄孙欧文斯（Ted Owens）对《纽约时报》说，“我想他会认同这是合理的批评，因为我记得至少和他谈过一次，他说当时大家都是带着偏见行事。对日本人已形成固有印象，他是漫画家，也接受了这种偏见。我知道后来这些作品让他难以感到骄傲。”

1976年，苏斯接受了母校达特茅斯学院的采访。采访中，他以一张手写的便条为讽刺日裔美国人漫画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道歉。“我现在再看这些漫画，发现草率、令人难堪，画得很糟糕，充满了每一个政治漫画家都会做出的仓促判断……不过，我喜欢的一点是，这些漫画也很诚实和狂热。我认为，如果我们听从美国优先的建议，美国就会完蛋……我对他们的攻击可能过激。但当时美国显然即将被摧毁之时，他们几乎解除了这个国家的武装。我想我是在指出，我们正处在战争当中这个事实，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在这方面我是帮上了一点忙，不多，但有一点。”

根据迈尼尔的说法，《霍顿奇遇记》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他为那些反日漫画作出道歉。“那本书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苏斯访日之后创作的。他没有出来明确表示他正在放弃之前的观点，但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式。”1954年的这本书是关于美国、日本和苏联战后关系的一个比喻，它用“一个人无论多小都是人”这句话来倡导平等对待他人。

苏斯在战争年代从事宣传工作；一位上级军官在一份评估中形容，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狂热分子”。正如迈尼尔所说，他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一起工作了几年, 两人合作了宣传纪录片“我们为什么战斗“（Why We Fight）系列。如果你现在看, 会发现它们与那些战时漫画是一致的。

“他把事情做了简化处理，那是战时经验的一部分。当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时，有一个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主题。这继续进入他后来的童书中。这些书本身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宣传、论证和说服。”

尽管苏斯博士坚称，他的儿童故事从来不是出于道德寓意，但他也确实说过，“任何故事中都有内在的道德”；他常常能用幽默来掩饰一些可能很重要的主题。迈尼尔说，“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

游乐场讽刺

甚至《戴帽子的猫》也是有政治意涵的。在科特（Jonathan Cott）1983年的采访集《黎明门前的吹笛手》（Pipers at the Gates of Dawn）中，苏斯回应了他的一些书具有颠覆性的说法：“我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我一直对成年人不信任。我很喜欢贝洛克（Hilaire Belloc）的作品，他是一个激进的人。《格列佛游记》是颠覆性的，斯威夫特和伏尔泰都影响了我。《戴帽子的猫》是对权威的反抗，但猫最终会把一切都清理干净，让社会得以改善。”施皮格尔曼发现那只猫戴的红白相间的条纹帽子，最早其实出现在苏斯在政治漫画中代表美国的那只鸟的头上。

苏斯本人未必认为他在战争期间与之后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科特在书中引用他的话说，“在我创作儿童文学时，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讽刺，讽刺世界的道德观和习惯。乌龟亚特尔是以希特勒的崛起为原型；然后还有《史尼奇》，灵感来自于我对反犹主义的反对。 这些书来自我灵魂中想为人之师的愿望。”

这些漫画让我们对这位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童书作家之一有了更丰富的了解。他在1984年接受《今日美国》（USA Today）采访时谈到《黄油大战》时透露：“我认为我的书不会改变社会。但我因为很天真，认为通过书籍和媒体来审视我们的观念，从而可以改变社会，并相信信息的传播可证明比愚蠢的传播更加强大。”

请访问 BBC Culture 阅读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