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世卫“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背后的考量

2020年2月5日

北京机场 — 图像加注文字，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大陆已经导致差不多500人死亡，令当地防控疫情进一步扩散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当局1月中首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在当地蔓延后一星期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先后宣布当地别发现确诊个案，世界卫生组织随即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需要将疫情颁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当时的结论是“为时过早”，决定令外界大惑不解。

全球多名专家都质疑世卫的决定，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1月23日解释说，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事关重大，他只有在对所有证据进行恰当考量的基础上才会做出决定。

短短一个星期后，谭德塞再次现身传媒镜头前，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他强调这个紧急情况是针对全球的疫症传播情况而发出，与中国国内的疫情没有关系。世卫同时呼吁，不建议各国对中国采取旅行管制措施或停飞来往当地的航班。

但许多国家都无视世卫的建议，美国、澳洲、菲律宾、台湾、新加坡多地先后宣布除本国公民外，禁止经中国大陆的旅客入境，部份更收紧中国护照持有人的签证要求。

世卫在过去处理中东呼吸综合症、伊拉波病毒等疫情的手法多次受到批评，专家也留意到世卫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前，除了考虑公共卫生，也会从经济、甚至各国政治角度出发。

经济考量

世卫并不是一次被批评，决定是否宣布某一疫症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犹豫不决。例如伊波拉病毒曾经在2014和2018年两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世卫两次都被批评太迟才公布紧急状态。

香港《南华早报》分析指出，宣布某一疫症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以协助一些无法自行处理疫症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国际援助，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在中国，而虽然北京政府坚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它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处理疫症的资源和能力都要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为高，令世卫在这次危机没有先例可循。

世卫传染病办公室主任布赖恩德（Sylvie Briand）2015年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解释，宣布紧急状态会严重影响当国经济，尤其是如果紧急状态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布赖恩德形容紧急状态相等于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签发死亡证”。

这种考虑在中国也一样。《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sian Review）早前引述消息指，世卫在考虑是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除了考虑病毒的传播力外，还考虑了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中国现是占世界经济约17%，远比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时的3%为高。

许多国际投资银行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先后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其中美国银行估计今年中国的增长只有5.6%，将再次创30年来的新低。

“小心翼翼”地评价中国

谭德塞在宣布冠状病毒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到访中国，先后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接见。

他之后召开记者会多次赞赏中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尤其是中国短时间内发现病原体，并立即与世卫组分享讯息，但完全没有提到武汉早于12月30日已经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之后当地警方更以“散布谣言”为由拘捕数名作出警告的医生。

谭德塞的说法与世卫前总干事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2003年对中国处理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评价完全相反。布伦特兰当时批评，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没有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也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

多国官员同意中国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透明度要比2003年非典型肺炎高，但一些美国专家指出这种“高透明度”并不代表“完全透明”，因为中国并没有发放所有科学界需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讯息，也曾经多次拒绝美国派员到中国协助研究疫情，直至世卫派出专家组到中国后，北京当局才同意让美国专家随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2月3日）强调，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与世卫和国际社会合作应付疫情，又透露自1月3日起已经向美方通报有关疫情的发展。

一些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美国等国家没有过份批评中国的工作，是因为害怕中国受到公开批评后会减少分享疫情的资讯。其中，前美国卫生部官员帕克（Gerald Parker）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访问时透露，许多专家和官员就疫情批评中国时都小心翼翼，“不断正面评价中国政府2003年处理非典型肺炎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