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外省人”的身世与“国家”认同

编者按：1949年，国共内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撤退到台湾，除了少数高官家庭搭飞机来台之外，众多逃难以及军官家庭搭渡轮来到台湾，计有120万左右的大陆居民成为岛上的“外省人”。原以为跟随国民党“反共复国”的梦想，也因为历史政治变迁，最终从居住的眷村开始在台湾安居，“日久他乡是故乡”——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也有许多人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人。

这一批外省移民，多半来自福建、山东以及江浙等地，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忠诚以及两岸统一的盼望，一直表现在投票取向上。

但是，70年后，时过境迁，如今年老的“外省第一代”以及他们的后代如何回看这段70年的旅程？是继续缅怀当年的外省菁英在台湾经历的美好时光？还是反思外省人如何成为特定的政党支持者？本省与外省之间的划分，在2019年的台湾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BBC中文访问两位对台湾立场持不同看法的外省第二代，探寻他们的观点。

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权自此于海峡两岸对峙，上百万大陆人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乡愁成了诗人口中“一弯浅浅的海峡”，“外省人”三个字也逐渐化为迁台大陆人甚至其子孙后代挥不去的代号。

爷爷的乡愁

国民党将军胡琏也是这批远走他乡的外省人之一。70年过去，胡琏的孙子胡敏越仍然记得陪伴爷爷四年时光中他对家乡的思念与不舍，但也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深陷泥沼。

胡琏是陕西华县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立下赫赫战功，随国民党军队迁往台湾后，还曾带兵参与金门炮战，担过台湾驻越南大使。1972年，他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977年，他因心肌梗塞在台北病逝，享年71岁。

胡敏越年少时不太理解爷爷的乡愁，只记得爷爷在过世前曾经画过一张老家地图，“他说你们是胡家第三代，你们这样走，这边左转进去第二家，一定可以回去的。”

胡敏越出生于1964年，从小乖乖的他从8岁到12岁一直陪伴在爷爷身边。他记得，幼时陪爷爷在院子散步，爷爷常说，院子不够方正，因为那时来台湾只想短暂地呆一会儿，“没想到一呆就是这么多年”。

胡琏的故居藏身于台湾新北市新店的一条小巷中。在故居的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浓墨重彩华山图，从这幅画中也能感受到胡琏的浓浓乡愁。胡敏越说，这幅画是爷爷从越南回台湾后请人画的，画华山是因为胡家老家在陕西华县，离华山很近。

“找一个画家画了华山，当然就是思乡亲切，但他回不去他没有办法，（当时）连通信都没办法，”胡敏越说。

两岸开放探亲之后，胡家子孙可以回到大陆寻亲。胡敏越就曾找到胡家当年留在大陆的亲人，还带自己的女儿去了华山，为爷爷完成心愿。

“我就跟她讲说，华山是代表我们老家最高的一个山，也是我的爷爷一心想回来的地方，可是他始终没完成这个心愿。”胡敏越说。

认同困难

作为外省人第三代，胡敏越自小在台湾出生长大，中学时期就读于台北再兴中学，身边同学几乎都是外省人后代，大家都说国语，他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是台湾的“少数”。

直到进入台湾世新大学就读，周围的同学来自台湾各地，比如金门、澎湖，他们几乎都讲台语。这时候胡敏越才发现，“原来我是外省人”。

1980年代，胡敏越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后留学美国，现在是台湾的一名牧师。他坦言，他们这批外省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在留学时就初现端倪。

胡敏越说，当他初到美国进行自我介绍时，“你讲I'm coming from Republic of China（我来自中华民国），人家就觉得你来自China（中国），那一定是中国大陆；但如果你讲I'm coming from Taiwan，人家还以为是Thailand（泰国）”。

“这对当时的台湾留学生来说是非常沮丧的事情，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谁不希望你拿护照出去，人家第一次就听明白？”他说，“我解释两次，人家还是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即使几十年过去，他仍然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每次回中国大陆，那边一定会说“欢迎台湾同胞”；而在台湾工作生活，台语讲得不好，其他人会自动把他归类到“外省人”。

“你会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胡敏越总结。

70年，然后呢？

两岸问题绵延至今，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大陆和台湾似乎又陷入了僵局：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未承认“九二共识”，大陆方面的压力慢慢溢出：今年7月31日，中国大陆首次宣布暂停向大陆居民发放赴台湾自由行的签注；8月7日，中国大陆又宣布将暂停中国电影及人员参与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影展。

明年1月，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统独问题仍是台湾政界人士甚至平民百姓争论的热门话题。

胡敏越说，他不懂“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因为“好象怎么解读都可以”，“我们这边一般人过日子也不太喜欢谈统独的问题，或者九二共识的问题”。

他表示，台湾过去十年经济不太好，收入低物价却一直在涨。“我觉得不管是统也好独也好，这些在百姓的逻辑和价值体系里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他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过好日子比较重要。”

2020年总统大选，他会把票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因为韩也是国民党军队后代，让他感觉亲近。

如今掉头回看1949，胡敏越觉得那是民族的宿命。

“中国近100年都是苦难的时代，内乱或者是外族的侵略让我们一直没有喘气的机会，”他说，“我是基督徒，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相爱。就像家里头的爸爸妈妈，如果吵架了不和了，辛苦的当然是孩子们，对不对？”

第二代“外省人”的选择

1953年生于台湾高雄市小说家及公知平路（本名路平）也是典型的二代外省人。其父母是从中国大陆迁居自台湾的大学教授。

1970年代末，台湾退出联合国，与美国断交，国际地位风雨飘摇，但美国对台湾学生开放特殊留学名额，不论富有或贫穷都想办法定居美国，开启新的人生旅程。“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是当年台湾社会流传的口号。和当时许多台湾年轻人一样，平路毕业后选择留美。

生长在学术家庭、父亲是被称“台湾心理测验之父”的前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路君约，母亲徐正稳也在大学任教。身为家中独女，出生时父母已经四十多岁了，她一路在父母严格的教育下成长，在1970年代末台大毕业后拿奖学金到美国读统计，一路念到博士班，之后到华盛顿特区任职统计师，“沿着阶梯一部一部往上爬，过标准的移民生活，”平路说。

然而，她告诉BBC中文，她从不认为住郊区的房子、开着车，过着安稳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是她的未来。反而如前所述，她没有一天不在心中思念台湾，这种莫名的乡愁，只能借着文字抒发。她开始在办公室午餐时间的时候，从抽屉拿出稿纸在桌上写小说 （反正同事看不懂中文），投稿回台湾，陆续得了几座重要文学奖项。她也开始写社会评论，在当年自由派文人尚有立锥之地的《中国时报》，以女性主义者的观点针贬海内外时事，广受瞩目，与家乡台湾的距离越来越近。几年后，她搬回台湾。

“70年代末，我去了美国，没多久‘美丽岛事件’发生，大学认识的许多朋友都牵扯其中。当时人在美国，你会感到很深的罪恶感。但我好像是一艘船，看起来越走越远，可是心底始终没有真正离开台湾这个岛屿所处的海域。因为你所有的参考坐标依然是台湾，包括就是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群众活动，你都会想到那些在台湾的朋友现在怎样了......” 平路解释。

大陆人与海岛人

平路同意，搬回台湾的决定，与她周遭移民美国的许多同学或朋友十分不同。但她说她能明白外省人过来台湾的“不容易”。

前几年平路接受港媒访问时说，“外省族群本来就应该有自知是少数族群，但不管是我上一代，甚至到我这一代，对这件事所知有限。在解严之前，所有的媒体信息，都刻意规避这样的真相，甚至连人口统计资料都不公开，目的是让人误以为，外省族群人数不是那么少的少数。没有机会体认自己的真实处境，这属于外省族群的集体困境。”

平路认为，“陆地思维的大陆人”历经战乱来到这座四面环海的台湾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岛民”（islander），本来就很不容易。“我父母亲那一辈，我想很多外省人都一样，始终没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做一个岛民，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壮年。”她说。

她又说，对外省人来说，做一个岛民，是一个非常陌生之经验，尤其戒严教育是不让台湾人感觉到自己身处海岛，让台湾人跟海的关系都很远。“因为海岛就代表会往外跑，海岛被视作乱源，所以那时候才会有“海防”。

平路认为她的世代，就是1949年后在台湾出生的世代，虽然经历几十年的戒严时代，“总是有足够的时间去体认作为一个海岛上的人民。而海洋的呼唤原本就代表辽阔多元，各种不可能到可能的想象，天生被外面的更新鲜事给吸引。”

“跟我父母那一代或者说更概括来说，就是第一代外省人，他们是生于以北京为中心，某个意义上，不管你生于多么偏远的地方，可是北京一定是中心的那种大陆思维中成长。”

她说，大陆思维强调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但“我从小就是个叛逆的小孩，在心中总是对‘非黑即白’的历史或人性保持质疑。”也许，这种叛逆，也是平路说的海洋性思维。

但是,平路说1949年过来的外省第一代，他们因为战乱逃离家乡的“不容易”，也需要被理解。

“1949年过来台湾的很多人生命是破碎的，重组这个破碎的生命，是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只能尽力去理解或者同情，真是个不容易的时代。” 平路说。

举例来说，平路观察到她的父亲因为被教悔不能“忘本”，因此就算年轻时在北平念书，但仍然一口山东乡音。之后，迁移到台湾，不管日常生活或教书，都会遇到沟通困难。

此外，思乡心切的父亲，总是要年幼的平路背诵一首又一首的古诗，古诗内容是中国古代诗人国破家亡的流离失所。当年平路不在父亲面前背完诗，就不能离开书桌用餐。当年两岸开放探亲后，平路也曾经陪父亲回山东故乡，看着父亲对着双亲的祖坟下跪痛哭，故乡亲友们络绎不绝的来诉说父亲离乡之后，在文革期间受的折磨，平路在那一刻了解父母那一辈人在战乱中所受的苦。

尤其，当年父亲的二哥路友于与李大钊在革命中途，因为蒋介石一纸信件，被张作霖于苏联大使馆逮捕，处以绞刑 。平路的父亲未满20岁就需要帮二哥收尸。之后留在大陆的大哥，身为乡里意见领袖，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被处以极刑，尸骨难全。此外，父亲一些山东的友人逃亡到台湾，被蒋介石政府视为匪谍，许多人被判刑甚至处死，她可以明白父亲那一代人逃难前后的不容易。

她在书中提到，父亲晚年时常做恶梦，梦中情景多是当年逃难的种种痛苦遭遇。

英文中“离散”（diaspora）来源是比喻犹太民族的流离失所，“那时候犹太人是真的无处可去，但我们有台湾可以回来啊！”平路表示。

平路说，虽然很多人说台湾现在没有本省与外省的“省籍情结”，但若要真正梳理出来，却要在很多方面有很深的同理心。她也认为台湾社会在快速的几次政党轮替当中，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民彼此了解。“了解1949来的人不容易，1945年刚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本省人也很不容易。”

平路说，这也是因为“台湾戒严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因此解严之后，民众很难好好的相互倾听。这些不了解可能就浮现在台湾热闹的政治选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