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天安門大屠殺記錄者 — 吳仁華

吳仁華看見了五具遺體。在中國政法大學教學樓前的課桌上，這五具遺體一字擺開，鮮血淋灕，課桌上是血，地上也是血，一汪一汪的血。其中一具遺體連著一輛自行車，車把從死者後背刺入，從前胸透出；還有一具遺體頭上還扎著紅布條，半邊身體已經不成形狀。

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吳仁華親眼目睹「六四屠殺」後，從天安門廣場返回學校。他一進校門，就看見了這五具遺體。

吳仁華走到遺體前跪了下來，抑制不住放聲痛哭。他心裏反覆念叨著一句話：「永不遺忘，永不遺忘，永不遺忘......」

從那一刻開始，他發誓要竭盡全力記錄「六四」事件，記錄下每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和苦難，同時記錄下每一個參與屠殺的人。這件事，他已經堅持了整整30年。

親歷坦克壓人

1989年民主運動爆發時，吳仁華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青年教師。從4月17日北京學生大遊行開始，一直到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中國政府清場，他全程經歷見證。

讓吳仁華印象最深刻的是六部口坦克追壓學生事件。6月4號清晨6點多鐘，吳仁華跟著從天安門廣場撤離的2000多人的學生隊伍凖備返校，在西長安街六部口，有坦克快速從學生隊伍背後駛來，還發射著疑似毒氣彈的煙霧。

當時現場被淡黃色的煙霧籠罩，人群騷動，眾人紛紛往路邊躲避。但是坦克速度很快，有學生發現坦克時，坦克已經在身後。因為學生隊伍靠邊走在自行車道上，坦克直接把一些學生和自行車壓在一起。

（吳仁華為圖中前排右起第五人）

「過去都是在書本上讀到，這時候你才知道什麼叫血腥，」吳仁華回憶。

當日上午十點，他與同校教師劉蘇里帶著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20多個學生返回中國政法大學。一進校園，吳仁華就看到了放在教學大樓前一排課桌上的五具遺體。後來他才知道，一名北京個體戶司機從六部口慘案現場把這五具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

吳仁華至今還清楚記得，五具遺體中有一具還連著自行車，因為當時在場的學生跟個體戶都不忍心強行把自行車跟死難學生遺體分開。

自那之後，研究「六四」歷史成了吳仁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從遠離政治到投身政治

「八九民運」發生之前，吳仁華一直是一名遠離政治、與古書相伴的大學教師。

1977年中國結束文革恢復高考，吳仁華考入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他選擇這個專業就是想遠離政治，「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知道中國的政治非常險惡，進這個專業就是想躲進古書堆」。

隨著十年浩劫的結束，被禁錮多年的思想和精神得以釋放，社會環境也漸漸寬鬆，言論自由空間逐步擴大；不過好景不長，1983年中共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6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再次導致社會氛圍趨緊，開明派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也最終下台。

1978年至1986年，吳仁華先後獲得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學士和碩士學位。讀書期間，他認識了一批思想活躍的朋友，包括曾參加「四五天安門運動」的王軍濤等。但吳仁華與他們之間止於私人交往，從來不參加這些朋友的活動。因為他知道，一沾上政治，就會被有關部門「盯上」，再也無法安心於學術。

但在1989年，他決定站出來，因為「中國社會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

吳仁華認為，1989年胡耀邦去世是一個關鍵點，社會剛開始有點開放就又開始緊縮，知識分子必須站出來讓社會繼續向前走，不能讓社會倒退、政治重新封閉。

「如果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還是為了個人利益考慮不站出來的話，中國就沒有希望，」他說。

1989年4月17號下午，吳仁華第一次公開參與政治活動，他作為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與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那時他已經做好參加政治活動的心理凖備：輕則被開除教職，離開大學校園；重則被投入監獄，失去自由。

堅定、細緻和客觀的記錄者

六四之後，吳仁華先回老家溫州躲了一陣子。9月底，他在校長江平的勸說下回到北京，經過公安局的三次審查，但一直到放寒假都沒有等到處理結果。

1989年10月，吳仁華的好友、「八九民運」的參與者王軍濤被捕，吳仁華最終決定前往海外為參與者們呼籲救援。「我們得到消息說，中國政府馬上會對天安門事件重要參與者進行大審判。根據過去的慣例，一個小小的反革命集團首犯主犯都要被判處死刑，而中國政府把89年這麼大的一個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說像王軍濤、陳子明這樣重要的參與者肯定會被判死刑，」吳仁華說。

1990年在溫州老家過完春節後，吳仁華對家人說他將返京，實際卻一路南下，凖備偷渡出國。

他先到了廣東中山市，經過蛇頭安排，在一個攝氏七度的夜晚從珠海游泳到澳門。蛇頭最初騙他說，珠海和澳門之間就隔著一條小河，「一抬腿就跨過去了」。到出發地一看，吳仁華才發現那就是一個海灣，浪一波波撲向岸邊的石頭，根本看不到對岸的一絲燈光，不知道離澳門有多遠。

但是已經答應了幾名朋友要偷渡到國外為王軍濤、陳子明呼籲救援，吳仁華心想，開弓沒有回頭箭，只好硬著頭皮下海。

到了澳門之後，他通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天健聯繫到了香港黃雀行動成員，坐在漁船底倉來到香港。1990年7月，他以政治難民身份前往美國，定居洛杉磯。

「六四」30年來，吳仁華傾注心血先後完成《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三本書。他利用自己研究古典文獻的專業特長，搜集「六四」死難者和戒嚴部隊的資料，成為「六四」歷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中，吳仁華公布了自己研究的「六四」戒嚴部隊的番號和人數，以及一份參與戒嚴行動的部隊官兵名錄。

1989年至今，中國當局一直將「六四」研究視為禁區，嚴格管控和事件有關的資料和信息，導致研究「六四」歷史舉步維艱。但吳仁華說，他希望為「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留下完整的歷史檔案，讓日後人們再回顧反思時有跡可尋。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必須有歷史的記憶，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所以我們不能像對1949年以後的那些政治運動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的歷史記錄，」吳仁華說。

BBC中文無法獨立核實吳仁華書中的內容，不過許多熟悉「六四」的中國研究者都認為，吳仁華的研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吳仁華在屠殺發生之前一直在天安門廣場，自那以後他成為了一名堅定、細緻和客觀的記錄者，記錄下了這次運動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言，沒有誰比他做得更好。」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對BBC中文表示。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吳國光說，他很欽佩吳仁華這麼多年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做這樣的研究，並有這樣的成果。

吳國光對BBC中文表示，「六四」過去30年來，踏踏實實做歷史研究的人很少，「首先是因為資料很難找，要一條一條去摳、去找、去核實、去印證，其次也因為海外生活不易……第三，出版發行也極不容易」。

不過，長時間接觸「六四」資料也給吳仁華的身心帶來了巨大傷害。從2011年開始，他無法再專注進行有關「六四」的寫作。一打開電腦中的書稿，腦子就會一切空白，心情會突然變得十分煩躁、痛苦。

2018年4月，吳仁華從洛杉磯前往台北，在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擔任一年訪問學者，並於該校開設「六四」事件真相研究的國際迷你課程。台灣的氣候、風土人情和食物跟他的老家溫州非常相似，吳仁華想在台灣調養好心情和精神，走出心理困境，繼續從事「六四」研究。

未來，吳仁華希望盡快將第四本書定稿出版。他的第四本書是關於「六四屠殺」的更詳盡記錄，涉及當年收治「六四」死難者、受傷者的醫院，還有戒嚴部隊開槍的地點。

被改變的人生

如果沒有參與「八九民運」、沒有選擇偷渡到國外為好友呼籲救援，吳仁華現在應已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娶妻生子，過著優越的生活。他曾經想遠離政治，躲在象牙塔內安心學術，但是最終不得不參與其中，直到政治改變了他的一生。

如今，吳仁華在台灣過著十分簡單樸素的生活，他住在新北市的朋友家裏，吃穿用度簡單之至。他喜歡在朋友家樓下的快餐店點一個便當：豆腐乾、腐竹、小白菜、炒雞蛋，再加一份飯，不過70元新台幣。

吳仁華的好友、當年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同事劉蘇里對BBC中文說，在他認識的人當中，沒有像吳仁華為了「六四」付出這麼大代價的人，為了現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個目標偷渡出國，忍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生活狀態，從未停止對真相的追求。

「非常勇敢、非常堅定、非常堅守，義無反顧直到今天，付出多少代價在所不辭，」劉蘇里說，「在追求真相的路上，他就沒有回過頭。」

研究「六四」30年來，吳仁華先是擔任洛杉磯《新聞自由導報》總編十餘年，工資微薄；2005年，他決定全職撰寫「六四」歷史的書籍，經濟上也背負了巨大壓力。

吳仁華說，經濟上的代價對他來說微不足道，「再有錢的富豪你一天只能吃三餐，再大的豪宅你每天晚上也只能睡一張牀」。他覺得，情感方面的代價最為慘重。

30年前，吳仁華是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留著一頭披肩髮，看起來有些反叛；喜歡讀情詩、唱情歌，對愛情和幸福的婚姻懷抱美好的想像。他念了中國最好的大學，找到了安定的工作，到1989年，他開始存錢買「四大件」為結婚做凖備，距離理想人生只差最後一步。

但因為「六四」，想像中的美好未來都無法實現了，他至今孤身一人。

「因為這麼多年來，獨自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去做『六四屠殺』真相的資料收集和研究，所以只能放棄了懂事以來自己在這方面美好的願景。坦率地說，我覺得這方面的代價才是最沉重的。」吳仁華說，「這種生活（讓我）沒有能力能夠承擔家庭的責任，一個丈夫的責任、一個父親的責任，所以只能有所取有所捨。」

2014年2月的一天，吳仁華在推特上寫了一句話：「或許我是一顆流星，偶爾才劃過你的星空。」這是他寫給當年的女朋友第一封情書裏的詩句，現在他覺得，也許當年不應該在信裏寫這句話，這可能是「一語成讖」。

「我的人生中遇到了我最中意的女孩，我遇到了，是我從小到大讀文學作品那個夢中的對象，」吳仁華說，「可是為什麼最後沒有結局，就是因為我做了新的人生選擇，非常痛苦的選擇。」

從1990年離開中國大陸，他一直未能返家探視母親。2012年，吳仁華的母親已經86歲，他覺得無論如何也要在母親的有生之年回去探望。12月29日，他使用美國護照從上海入境，避開了中國當局的入境黑名單，並在家中待了45天後返回美國。

吳仁華記得他凖備返回美國的那天清晨，天還沒有全亮，母親說送他到樓梯口。不過當他走到樓梯口想跟母親道別時，發現母親已經往回走了。吳仁華跟著弟弟妹妹下樓，上車之前抬頭一看，發現母親趴在四樓的欄桿上一直望著他。

「我上車之後就跟弟弟說，剛才在樓梯口母親不道別就往回走，她肯定是不想讓我看見她掉的眼淚，」吳仁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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