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烛光晚会30年来首次中断，新《国安法》阴影下的集体纪念是否还有未来

每年6月4日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有数万乃至数十万支蜡烛照亮夜空，为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中的受害者悼念。今年是烛光晚会举办30年来首次中断。

香港警方近日以担忧肺炎疫情扩散为由，援引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会紧急法令，对今年悼念1989年“六四”死亡人士的烛光晚会发出禁令。同时，随着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在不经香港立法会审议的情况下，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直接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且即将在两个月内生效。很多人担心，万人同举烛光、高喊“结束一党专制”的场景将永远进入历史。

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BBC中文说，“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的损失。”

在中国大陆，“六四”一直是禁忌话题。历史教科书中不会提及，官方新闻媒体不会回溯，更不会有任何官方纪念活动。只有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境内可以公开举行“六四”悼念活动的地方。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是唯一成规模的集会。澳门今年的集会也同样被禁。

消失的集会

受肺炎疫情影响，香港禁止八人以上聚集，这轮“限聚令”刚好以6月4日为节点。“六四”纪念活动的主办方“香港支联会”承诺，督促参与者保持1.5米距离，但集会仍未被许可。而日常生活里，在警方发布禁令时，一些学校已经复课，大部分餐厅、酒吧开放，在这个山城狭小的空间里，许多地方布满人群。

香港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该组织在过去30年来连续主办了“六四”烛光纪念晚会。

“97年有人问，这是不是最后一次。03年也有人问，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大家觉得这是对一国两制的测试。没想到今年断在这里。”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有点沮丧地说。

李卓人从没想到，从1997年中共收回治港权，到2003年“沙士”病毒（SARS，又称萨斯）在社区大规模爆发，加上当年《基本法》23条立法的紧张情绪，都未能阻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晚会。这几乎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允许香港人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最好实践。然而今年，新冠疫情堂而皇之地成为官方拒绝集会的理由。

不仅在香港的社运人士不满这种安排，国际上知名的关心中国的学者也为此不平。

“这显然是政治打压”，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维园的集会是为了庆祝‘一国两制’的成功，那么新冠病毒就不会横加阻碍。”

知名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也对BBC中文说，“在透明度太少的政府系统中，有一件事情是透明的——‘六四’禁令的借口不可信。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显然不想让港人有机会对‘六四’发表意见，不管是1989年还是今天。”孔杰荣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

当年的学运领袖周锋锁对香港今年失去“六四”烛光晚会表示痛心。目前流亡美国的周锋锁对BBC中文说，“过去三十年里，香港的烛光对于当年‘六四’的亲历者，特别是国内的受难者家属来说，是最大的安慰。每年也有很多人专门从大陆到香港参加，对他们来说，仿佛一种朝圣。”

周锋锁形容香港的烛光是中国大陆和海外民运人士“坚守正义的明灯”，如果这盏明灯熄灭，将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极大损失。

维园集会虽然没有批准，但李卓人呼吁香港人在不同地方悼念，以烛光“遍地开花”的形式纪念“六四”。

香港支联会计划当晚在各区设街站，派发蜡烛，并呼吁市民在晚上8点9分集体默哀一分钟。部分成员也会在晚上7点八人一组分批进入维园，举起蜡烛，举行简单仪式。

为什么还要记得“六四”？

每年“六四”期间，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都面临严格审查。涉及当年抗议活动的图像、人名等贴文都会自动屏蔽，无法显示。对于中国大陆，1989年6月4日那天的事仿佛消失于历史，不曾发生过。

在香港，随着言论空间收窄，加上人大刚通过的新《国安法》草案，很多人担心，香港人也将对“六四”面临集体失忆。

孔杰荣表示，“香港的命运已经注定，尤其是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和最近全国人大的决定。香港将步入澳门后尘，向失忆屈从，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被迫承受的。”

林培瑞说，“‘六四’与今天的香港息息相关，因为它生动地展示了中共的真实本质。香港今天面对的是同样致命的本质。”信息封锁、言论受控、以超越法律的手段打压异见等等都被认为是中共极权的本质。

周锋锁说，“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却是“一个常新的话题”。他认为中共极权不仅造成了“六四”的悲剧，也导致了最近的新冠疫情爆发。他说，病毒大流行是“因为没有自由、人民不能发出声音，甚至医护人员也被禁止谈论，造成的世界性灾难。”

在“六四”31周年前夕，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非赢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举办了网络纪念活动，悼念“六四”死难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在纪念会上陈述了多个需要记住“六四”的理由。

林培瑞特意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害。同样，今年的新冠病毒以来，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死亡。‘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许多其他方面都不同。可是有一点是一模一样，共产党宣布数字，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是根据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成的结果。”

中国官方将1989年6月4日对学生和市民的屠杀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并称有两百名平民及几十名安保人员在镇压中死亡。不过，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数一直遭到质疑。外界的估计从几百至一千人不等。英国在2017年解密的文档中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在1989年6月5日后发出电报称，“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而该消息来源是某个正在“传递消息的人”。

对于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人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曾提出质疑。中国在今年4月修改了疫区中心武汉的死亡数字，上调接近50%。官方称，由于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而统计标准依然受到质疑。

“六四”纪念还有未来吗？

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说，过去30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虽然没有达到“建设民主中国”的作用，但至少每年提醒人们记住这一天，令政权不能够忽视这段历史。

“这也让支联会继续支撑纪念活动责无旁贷，”他对BBC中文说。

中国全国人大5月28日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正式获授权进行香港《国安法》立法工作，由于法例以绕过香港立法会的方式直接放到《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担心这种做法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包括香港支联会在内的整体香港公民社会都感到措手不及。示威人士、媒体、法律界、民主派政治团体、非政府组织、与外国政客有联系的政客等等，全部都有可能受到《国安法》的影响。

蔡耀昌说，“目前的忧虑有点像97之前，大家担心，支联会会被取缔吗？”

“但不管怎样，都不会比内地环境差。当《国安法》真正到来，我们也对更差的环境有所准备，会尽力在各方面争取更大的空间。”蔡耀昌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香港支联会在过去几年受到本土派的批评，认为“平反六四”不再是香港人的事，而应该将焦点集中在本土诉求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2015年“雨伞运动”后，认为“六四”晚会为了“争取中国民主化”的比例明显下降，而认为“争取香港民主化”的比例上升。

不过，去年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反送中”运动强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似乎令这种趋势减弱。蔡耀昌说，近来支联会受到的批评减少了，并且由支联会筹办的“六四”纪念馆也因为多了“反送中”相关的展览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加上今年多了对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处理集会的不满，蔡耀昌认为，在今年的“六四”纪念中，“本土抗争的意义比以往大”。不过，他说，香港公民社会接下来面临如何凝聚的困境。

林培瑞认为，即便限制在中国国内，香港民主运动依然有发展空间。他说，“在中国国内，对中共的不满和抗议比表面上看到的多。中共在维稳定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支持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延续未来的民主运动。他说，“我希望那些选择留下的和多数不能离开的人，即便在当前艰难的环境中，也能找到一种方法，对即将来临的不公命运进行富有创意的、完全和平的抗议，让历史为之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