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任务：有如好莱坞电影的“南极救援行动”

2015年4月下旬，努特皮姆（Tim Nutbeam）带着一大袋血浆，登上了前往南极的救援飞机。此时正值南半球初冬，整个南极大陆被黑暗和严寒笼罩，强风频频来袭。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在为期半年的冬季里，一般不会安排任何航班在南极起降。

即便如此，英国急诊医学顾问努特皮姆还是同飞行员和工程师一起，飞赴南极。

他们是为了救助基地里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几天前，在哈雷研究站（Halley Research Station）工作的英国南极调查局工程师罗伯茨（Malcolm Roberts）肠胃严重出血，而最近的医院却在数千英里以外。

罗伯茨失血很多，但所幸挺过了前24小时。如果救援队伍能够及时赶到，那么他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前往南极的路道阻且长，很难说罗伯茨能不能逃过一劫。

飞往哈雷研究站大约需要24小时，中途经停南极半岛的罗瑟拉基地（Rothera）加油。再加上回程，总共需要连续飞行48小时之久。返程途中还要应对患者的紧急状况，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睡觉。

单是拯救患者生命就已经不简单了，而与此同时，努特皮姆能否做好这次任务的心理准备？

最初并不是要派努特皮姆去，他只是后备医生，紧急救助开始后他飞到了智利最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镇，按照计划是等救援飞机在那里着陆后提供协助。

但是，小镇以北的火山爆发，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主治医生当时正在圣地亚哥等候转机，但所有航班都取消了。而智利南部与南极洲之间的德雷克海峡却出现了难得的好天气，海上能见度很理想。努特皮姆说：“我突然意识到该我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事发突然，他承认当时甚至无暇思考可能发生的危险，只记得对前往南极救援激动无比。

极限探险者的品质

在南极冬天进行的医疗撤离屈指可数。2016年曾在24小时不见太阳的极夜里用飞机接走过一名病人，另一次是2010年从美国的研究主基地接走的。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史密斯（Nathan Smith）表示，参加极限探险的人通常是想要尝试大多数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说：“这些人往往训练有素，因而将这当成是一次检验技能并尝试新任务的机会。”

面对极限探险的压力时，某些性格类型的人会更加自如。有研究显示，神经没那么敏感的人表现得更好。史密斯说：“我们发现，从事高危工作的人更不容易焦虑，即使焦虑也能控制好。”

这也与负责心有关。例如，一项研究调查了愿意尝试飞机抛物线飞行的人有哪些性格特质，结果发现责任心能让他们更好地应对极端的要求。人们普遍认为敢于尝试极限活动的人玩的就是心跳，但这项研究的结论恰好相反。史密斯说：“我们发现，这些人常常会花很多时间来降低风险，会尽力避免肾上腺素飙升，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此次漫长的旅程中，努特皮姆和团队必须积极应对各种困难。譬如，努特皮姆需要全程监控血袋的温度，确保它处于有限的最佳温度范围之内。大家都挤在较为温暖的机头，机尾的温度则低至零下10摄氏度。他说：“我得找个合适的地方放置血袋，而且每小时都要检查一次。”

破晓时分，援救团队成功抵达哈雷基地，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将罗伯茨运上飞机，再晚天就黑得无法起飞了。气温已经到了零下30摄氏度，寒风将体感温度降得更低。努特皮姆坐着雪地摩托抵达基地，并在罗伯茨身上成功进行了南极第一例输血，随后把他转移到了飞机上。与此同时，飞行员保持发动机运转，因为引擎一旦过冷就再也发动不起来了。

努特皮姆表示，由于情况难以预料，他们的计划也很粗略。他的策略是“随机应变，恰当处理”。

史密斯和同事们在采访过探险队员后发现，自信要比太详尽的计划重要得多。他说：“然后就是要灵活处理随机应变，要根据事态发展相机行事。有许多事情是你无法控制的，能接受这一点也很重要。”

睡眠严重不足

训练有素、尽职尽责、满怀信心，即使具备了这三点，也无法忽略可能是救援任务中最大的挑战：飞行48小时所造成的睡眠严重不足。努特皮姆说任务中他一共就睡了四个小时，还说“他已经不是自己了”。

闭目养神不到半分钟的微睡眠有助于恢复体力。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睡眠与表现研究中心的主任凡·东恩（Hans Van Dongen）说：“不能好好睡觉的时候，大脑会通过短暂休息来补充睡眠。”

但是微睡眠也会分散注意力，影响各种表现——一个人如果刚好在开车就很可能发生车祸。

在返回智利的长途飞行中，努特皮姆异常疲惫，甚至都忘了医学知识，也无法下医疗决断。这很危险，因为罗伯茨的情况需要时时监控，需要重要的医疗决定。例如在罗瑟拉基地附近时，飞机需要高海拔飞行以越过高大的山体，但是罗伯茨由于失血体内的血液循环量很低，要考虑如果不输血，他的血量能够承受多长时间的高海拔飞行。

“我需要根据罗伯茨的状况做出决断，但我没法下定决心，我通常都很讲求实效，从来都很果决。”努特皮姆说，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

睡眠也能调节情绪，影响心情：如果睡眠不足，大脑里情绪中心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自我情绪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凡·东恩说，睡眠不足的人可能会特别暴躁，或是昏昏沉沉。

在航程后段，罗伯茨中风了，这也给努特皮姆增加了挑战。为了稳定病人的身体状况，努特皮姆要给他加大输血，也增加了输液和用药。他回忆说：“当时我情绪上有些承受不住了。罗伯茨一定很难受，但他很坚强。”

史密斯说，知道缺乏睡眠的后果就能更好地应对。他说：“可以对此有所准备，想想这些后果会如何影响自己做决定。”努特皮姆说他疲惫时很没有耐心，如果知道这一点可能会有所帮助。

团队合作

所幸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帮助努特皮姆控制睡眠不足时的情绪。除了同行的团队外，还有一个远程支援网络密切关注他们的情况。

中转停留期间能够进行通讯，远程团队会向飞机救援小组通报天气情况，帮助他们进行后勤安排。

努特皮姆还会定期向英国的上司汇报治疗情况，以及在不同境况下要如何应对。

飞机在罗瑟拉基地降落时，罗伯茨再次肠胃出血。基地有位医生可以帮忙，虽然努特皮姆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寸步不离罗伯茨。

努特皮姆的上司从英国打来电话，将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她让努特皮姆交给基地医生暂时接管，自己休息一下，毕竟在接下来的航程中，能照看罗伯茨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努特皮姆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建议了。不然我会一直陪着他，最后一段航程身心都会更加疲惫。”

周围有其他人时紧张情况会比较容易处理。史密斯说：“人在危险中如果能得到有能力人的支持，可以有效缓解压力。”

这与团队的状态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团队无法和谐相处，那么整个团队的运作势必受到负面影响。不难从性格品质（尤其是令人愉快的品质）的角度推断谁能成为一位好队员。史密斯表示：“一般来说，在高风险下从事小组合作的人处理起人际关系更胜一筹。他们知道如何有效沟通，如何保持团队运作。”

后续影响

离开罗瑟拉基地后，飞机最终在智利蓬塔阿雷纳斯镇着陆，罗伯茨被转移到医院并成功接受了治疗，但努特皮姆却觉得任务尚未完成。他说：“我真的不想离开罗伯茨，我想和他一起去医院，虽然我当时已经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探险队员回来后常有类似的反应。史密斯解释说，他们在高强度的环境中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会对还留在那里的同僚产生同理心。他们也很难将这种情绪向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倾诉，因此有相似经历的人会走得更近。

努特皮姆可以定期去医院看望罗伯茨，每天都有例会讨论康复情况，他也慢慢把状态调整了回来。

史密斯说，任务结束后，人们会去思考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可能发生的事，这往往会持续三周时间。要是曾在任务中担当重任，之后可能会觉得丧失了奋斗目标，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帮助心理过度。

史密斯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写工作报告，或者把自身经历写成故事都很有帮助。”

新的训练方式也有所裨益。像宇航员、军人这样需要在极端环境中工作的人，准备任务时一般要进行大量的模拟训练，但史密斯表示很少有心理上的训练。他说：“这好像少了一环。指导人们适应极端工作环境有很多可以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救援只是急诊室日常工作的一个极端案例罢了。

努特皮姆建议，趁还能充分休息的时候先在心里演练救援。他说：“这样能为睡眠不足做好心理准备。”

事后再去回顾时，努特皮姆认为自己当时并不觉得会去参加救援任务，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个备选医生，因此没有预先考虑那么多问题。现在他意识到，任务过程中飞机很有可能不能起飞，他们也可能受伤。他说：“回忆一次成功的救援固然让人开心。但也要去想一想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问题，能不能避免。我到现在还会去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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