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五部外语片

在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的故事情节一部横跨数十年的影片《冷战》（Cold War）中，光彩照人、性格暴躁的女主角——歌唱家祖拉（Zula）——必须决定是否和她的情人、钢琴家维克多（Wiktor）在1952年一起从共产主义的波兰逃往巴黎。“我在那里做什么呢？”她问他，“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她的问题反映了文化错位对身份认同感的影响，这一镜头也代表了《冷战》以及其它四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作品的风格。那些看起来只是背景的政治因素，实际上是让荧幕人物栩栩如生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充满了槽点。前一分钟有主持人，后一分钟又没了。刚刚宣布要增设最佳流行影片奖，又在被众人狂批之后快速撤销。谁又真的觉得平平无奇的《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配得上最佳影片提名？相比之下，2017年《月光男孩》（The Moonlight）和《爱乐之城》（La La Land）的乌龙看起来只是一次小失误。这些混乱之外，最佳外语片让人欣慰：今年的每一部提名作品都在艺术上让人目眩神迷，在情感上引人入胜。它们都反映了目前最受人关注的全球热点话题，从难民危机和它造成的家庭支离破碎，到阶级和历史给人的沉痛负罪感。在任何一年，这五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获奖都当之无愧。

入围最佳外语片的主题通常涉及当下热点，去年获奖的智利影片《普通女人》（A Fantastic Woman）用极有说服力的方式处理跨性别权利议题。但最佳外语片也会颁给那些非政治性的影片。2014年获奖影片《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是一部费里尼风格、关于一名男子的身份认同危机的电影。2017年提名作品、德国影片《托尼·厄德曼》（Tony Erdmann）用幽默的喜剧手法描述了一段父女关系。今年的提名则一点也不稀奇，这一组里所有电影与时代的相关性显而易见，反映了当今的阴暗基调，战争、排外心理以及孤立主义正在兴起，但这些电影的内涵远比这几个词要丰富得多。

具有完美艺术表达的《冷战》由帕夫利科夫斯基自己父母断断续续的爱情故事改编而成，本身与其冷战背景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部电影用丰富饱满的黑白色调拍摄而成，镜头从波兰到德国、到巴黎、再回到波兰，横跨1949至1964年，给人经典的爱情故事的感觉。波兰对艺术的压迫促使维克多逃离，让他与祖拉分隔了一段时间。他在巴黎变了一个人，变得更加精于算计而放浪形骸。很难分清两人之间的冲突到底有多少来自各自火爆的性格，又有多少来自他们所无法掌控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爱情故事和笼罩的政治阴云具有冷战时期特色，但在今天看来也令人似曾相识——恐怖主义、街头暴力等各种事件常常会毫不留情地对侵袭普通人的生活。

虽然从美学角度来看，黎巴嫩导演拉巴基的自然主义风格电影《迦百农》（Capernaum）与《冷战》大不相同，但这部电影同样讲述了文化错位的故事。电影主角赞恩（Zain）是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小男孩，可爱又让人心碎，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出生证或法律文件。其他人猜他大概只有12岁，但他看起来更年轻，在生活所迫之下不得不做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事。

电影里，赞恩的街头生活充满了鲜艳的颜色和丰富的细节，每一个镜头有着有力的表达，为电影增加了层次感。赞恩11岁，在妹妹被许配给他人后逃离了家庭，随后被埃塞俄比亚移民拉希尔（Rahil）收养。拉希尔没有合法文件，是一名清洁工人。当她被突然抓起来后，赞恩不得不照顾起她还在蹒跚学步的儿子。赞恩没有钱，但很有办法。他在街上遇到了一名叙利亚女孩，跟着她去到一家为难民服务的食物银行，假装自己是叙利亚人，好让自己和拉希尔德儿子吃上饭。扮演赞恩的是一名非专业演员、叙利亚移民拉菲亚（Zain Al Rafeea），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信服的了。

拉巴基并未在《迦百农》里过分强调显而易见的社会信息。电影从赞恩的角度，探索了当今战争和难民的影响，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无家可归感、父母与孩子被迫分离、在世界上缺乏真正的落脚之处。

日本大师是枝裕和作品《小偷家族》则讲了一个和临时“家人”住在临时“家中”的男孩的故事。祥太和“父母”、“姑姑”、“奶奶”住在一起——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离群索居，靠小偷小摸生活，他们之间的联系随着电影的展开而逐渐显露出来。他们收养了一个被人无视的小女孩，祥太就像赞恩保护自己的妹妹和蹒跚学步的婴儿一样保护着她。是枝裕和的语调不带感情色彩，也没有批判，只是熟练地将观影者诱导到祥太的世界，这个“父亲”教会儿子如何偷窃的世界。《小偷家族》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靠小偷小摸生存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批判。

和《小偷家族》一样，所有的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都与家庭相关。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导演的《罗马》跌宕起伏的故事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这部电影改编自20世纪70年代他在墨西哥的孩童时期经历，女主角是保姆兼女佣克里奥（Cleo）（由因本片获奥斯卡提名的非专业演员阿巴里西奥（Yakutia Aparicio）饰演）。这是一部宽幅、灰色调的黑白影片，角度中立，让我们在观察这些事件时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自身的经历。政治并不是这一部出色的影片最重要的主题，但社会剧变以及阶级分化是电影叙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卡隆精妙地描绘出了中产阶级雇主和他们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傍晚时，女仆和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直到家里人突然要求她为孩子的父亲端上茶水。

政治动荡也在背景里沸腾。一支武装部队迈步走过街头。这层政治含义在电影的一帧里爆炸开来——祖母带着克里奥去买一张婴儿床，这也反映了家里人对她的态度：带着一丝贵族义务感的关怀。

女人们透过家具店的窗户看到下面街道的一场示威活动。这场示威活动现在被称为科珀斯克里斯蒂大屠杀（the Corpus Christi massacre），右翼民兵开枪打死了民主派学生示威者。其中一个民兵追着一名示威者进了家具店，当着克里奥和祖母的面杀死了这名示威者，这场惊吓让克里奥生下了腹中的孩子。

卡隆自己承认了《罗马》里那层政治信息的重要性，告诉《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自己在10岁时曾读到一篇关于大屠杀的剪报，说：“我小小的中产阶级泡沫破碎了。”他还借电影之口说，“我想要探索那些塑造了我的伤口，包括我个人的伤口以及我和一个国家、和世界所共有的伤口……这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改变。”

杜能斯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用优雅的手法拍摄的雄心勃勃的影片《无主之作》（Never Look Away）回顾了纳粹的暗黑政治力量如何塑造了个人的生活及艺术，并且探讨了这些历史的伤口是如何影响至今的。这部电影基于艺术家李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传记，但这并不是一部简洁而肤浅的传记电影。电影开始时，主人公库尔特（Kurt）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小男孩，被姨妈带去了纳粹的《堕落艺术展》（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其中创新艺术家康定斯基（Kandinsky）、夏卡尔（Chagall）等人的作品都被作为堕落艺术的代表展出。

《无主之作》有着史诗般广的覆盖面、华丽的视觉效果、引人入胜的剧情，跟随着库尔特的生活和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发展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西柏林。纳粹认为他的姨妈情绪不稳定、有缺陷，将她处死了。作为艺术学校里年轻人的库尔特和艾莉（Ellie）坠入了爱河，艾莉的父亲曾是一名纳粹医生，他努力掩盖这段过往。这部电影横跨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既有战时的轰炸场面，也有战后中产阶级的悠闲。而且电影包含多种丰富的艺术形式被摄影师丹斯切尔（Caleb Deschanel）生动地捕捉到镜头里。库尔特拒绝战后东德强加于人的社会现实主义，与艾莉逃到可以自由创作抽象主义、照片写实作品的西柏林。和《冷战》中的那对眷侣一样，库尔特和艾莉的爱情和生活都被笼罩在政治阴影之下。

杜能斯马克导演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时期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对作家的监听，获得了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随着政府和企业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性不断攀升，这部电影现在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共鸣。类似地，《无主之作》也借过去的故事传达了一丝寒意，适用于当下对艺术的任何方式的压制，以及任何新纳粹主义的爆发。

如果奥斯卡颁奖典礼竭力证明自己名副其实的方式，就是在评选最佳影片时给作秀或者热卖的作品打高分的话，那么本届奥斯卡颁奖礼的确如此。但真正的优秀的作品隐藏在这些外语片中，它们完美地体现了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同时讲述了永恒的爱情和家庭的羁绊。

《罗马》备受青睐，虽然未能突破最佳外语片摘得最佳影片奖，无法成为史上第一部获此殊荣的非英语电影，但这5部电影已经让外语片正面对着全世界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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