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特工外交官中招 哈瓦那綜合症與神秘微波的往事與現實

「哈瓦那綜合症」——一種襲擊了美國外交官和特工的神秘疾病。醫生、科學家、情報人員和政府官員都在試圖找出原因。有人稱之為戰爭行為，還有一些人則懷疑是不是某種新的秘密監視形式、甚至還有部分人認為它可能完全是心理作怪。

那麼，這種疾病究竟誰是始作俑者？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呢？

病症的出現往往從某種聲音開始，但這又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聲音: 「嗡嗡聲」、「金屬摩擦聲」、「刺耳的尖叫聲」，是人們能說出的最貼切的描述。  

有一名婦女說，她聽到低沉的嗡嗡聲，感受到整個頭都被強力擠壓；另一名婦女感覺到的是一陣疼痛。那些沒有聽到聲音的人，感覺到炙熱或壓力。但是對於那些聽到聲音的人來說，捂住耳朵也擺脫不了困擾。得過這種綜合症的人在幾個月的時間裏都感到頭暈和疲倦。 

哈瓦那綜合症2016年首次在古巴出現。 第一批病例全是中情局官員，這意味著病例必須保密不能公開。但是，消息最後還是傳了出來，焦慮情緒越傳越廣。26名中情局特工和他們的家屬報告了各種各樣的症狀。有小道消息說，中情局有人認為這些患者都瘋了， 「腦子有問題」。 

五年過去了，現在報告的病例數以百計，而且，英國廣播公司（BBC）得知，這些病例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有，對美國在海外的行動能力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影響。 

搞清楚真相現在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之一，有官員將此問題稱為他們所面臨的情報工作的最艱巨難題。  

要找出確鑿的證據一直難有定論，各種理論彼此對立爭論不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心理疾病，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一種秘密武器。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波是最可能的罪魁禍首。  

2015年，美國和古巴對立幾十年後恢復了外交關係。但在兩年時間裏，哈瓦那綜合症的出現幾乎使美國在古巴的大使館關門：工作人員因身體健康出現的問題而被撤走。

起初，人們猜測古巴政府或反對改善美古關係的強硬派可能是肇事者，是他們部署了某種聲波武器。古巴的安全部門畢竟對美國派來大批人員感到緊張，因此對首都嚴加控制。

隨著病例在世界各地出現，這一將原因歸咎於古巴的理論慢慢淡了下來。 

但是最近，另一種理論的可能性正在慢慢成型，這種理論的根源來自冷戰的黑暗角落，在那裏科學、醫學、間諜和地緣政治相互對撞。  

微波試驗

當伊利諾伊大學的教授詹姆士·林（James Lin）看到有關哈瓦那綜合症神秘聲音的第一批報道時，他立即懷疑是微波造成的。他的判斷不僅來自多年的理論研究，而且是基於第一手經驗。幾十年前，他曾親耳聽到這種聲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雷達問世以來，一直有報告稱，當雷達開啟並向天空發射微波時，雷達附近的人就能聽到一些聲音，但這些聲音並不是當地發出的噪音。1961年，艾倫·弗雷博士（Allen Frey）的一篇論文認為，這些聲音是由微波與神經系統相互作用造成的，從而產生了「弗雷效應」一詞。但是聲音產生的確切原因以及影響至今仍然不清楚。

20世紀70年代，林教授曾在華盛頓大學著手進行過實驗。 小房間裏，牆上襯放著吸音材料，他坐在房中間的椅子上，一根天線對凖他的後腦勺。他的手裏拿著一個燈開關。房間外，同事通過天線不規律地隨意發送微波脈衝。如果林教授聽到聲音，他就按一下開關。  

 單一的脈衝聽起來像拉一下拉鏈或打一個響指。一系列的脈衝就像鳥叫。它們是在他的頭腦中產生的，而不是來自外部的聲波。 林教授認為，能量被腦組織吸收，並轉化為在頭內移動的壓力波，被大腦解讀為聲音。這種情況發生在大功率微波以脈衝形式傳輸時，而不是低功率連續形式的現代微波爐或其他設備。

林教授回憶說，他試驗時特別小心不要把微波調得太高。他向BBC記者說：「我不想讓我的大腦受損。」 

 1978年，他發現自己並不是唯一對這種現象感興趣的人，並收到了一份特別的邀請，去與其他正在進行同類試驗的科學家們一起討論他的最新論文。 

冷戰時期，科學也是超級大國激烈競爭的焦點。像精神控制這樣的領域也是大國彼此擔心對方領先並曾加以探索的方面，微波包括在內。

林教授在莫斯科附近普什奇諾鎮的一個科學研究中心看到了蘇聯的方法。林教授回憶說：他們有一個非常精密 、設備非常完善的實驗室。但是蘇聯的實驗比他自己的實驗更粗糙。實驗對象坐在一桶鹽份很高的海水中，頭伸出水面。微波就對凖試驗對象的大腦。蘇聯科學家們認為微波與神經系統相互作用，並想詢問林教授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美國間諜對蘇聯的研究進行了密切跟蹤。英國廣播公司（BBC）查到的美國國防情報局1976年的一份報告說，雖然找不到共產同盟國有微波武器的證據，但卻了解到相關實驗在進行中，其中包括將微波脈衝對凖青蛙的聲帶部位，直到青蛙心臟停止跳動。 

報告還透露，美國擔心蘇聯的微波可能被用來損害大腦功能或誘發聲音以達到心理效果。「他們的內部聲音感知研究有很大的潛力，可以發展成武器迷惑或擾亂軍事或外交人員的行為模式。」

美國人的興趣超出了防禦性質。林教授偶爾會不經意地看到美國在同一領域的秘密武器工作的相關信息。

林教授在莫斯科外的普什奇諾鎮時，不遠處的另一群美國人擔心他們被微波擊中，而他們自己的政府卻掩蓋了事實真相。 

「莫斯科信號」

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位於莫斯科的10層樓高的美國大使館籠罩在一束廣泛的、看不見的低能量微波中。 它被稱為「莫斯科信號」。但多年時間裏，大多數在這幢樓裏工作的人對此卻一無所知。 

該波束來自附近蘇聯公寓陽台上的天線，並投射在美國使館大樓的高層，那裏有大使的辦公室，較機密敏感的工作都在那裏進行。20世紀50年代這波束首次被發現到，後來還從使館10樓的一個房間被監測到。

1970年代曾是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二號人物的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解釋說：「我們試圖弄清楚這波束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1974年，新大使沃爾特-斯托伊塞爾（Walter Stoessel）走馬上任，他要求使館內所有人都被告知這一情況，否則他就辭職。

馬特洛克回憶說：「這造成了人心惶惶。使館工作人員如果有孩子在地下室托兒所的更是擔心。但美國國務院把此事盡量淡化處理。 」 

之後，斯托伊塞爾大使本人生病了，症狀之一是眼睛出血。在現在已經解密的1975年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給蘇聯駐華盛頓大使的電話中，他把斯托伊塞爾的病與微波聯繫起來，表示「我們正在努力不讓這件事鬧得人盡皆知」。

斯托伊塞爾死於白血病，終年66歲。他的女兒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他決定盡職盡責，而不是大驚小怪。」  

從1976年開始，美國使館大樓安裝了保護屏幕。但許多外交官感到憤怒，認為國務院先是秘而不宣，接著又拒絶承認任何可能造成的健康影響。幾十年後出現的哈瓦那綜合症彷彿當年健康隱憂說法的回聲。 

莫斯科信號有什麼用途？馬特洛克說：「我非常確定，蘇聯人並不是要搞破壞，而是有其他意圖。」他們在監視技術方面領先於美國，有一種說法是他們將微波從窗戶上反射出來捕捉屋內的談話內容，另一種說法是他們在激活隱藏在建築物內安裝的監聽設備，或通過微波擊中美國的電子設備來捕捉信息。蘇聯人曾告訴馬特洛克，光束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干擾大使館屋頂上用於攔截莫斯科範圍蘇聯通訊的美國設備。  

這就是監視和反監視的世界。這個世界如此機密，甚至在大使館和政府內部也只有少數人知道全部的情況。   

有一種理論是，哈瓦那是用一種更有針對性的方法，用更高功率的定向微波進行某種監視。一位前英國情報官員告訴BBC，微波可以用來「照亮」電子設備，以提取信號或識別和跟蹤它們。其他人猜測，某個設備（甚至可能是美國自己的設備）或許因為設計不當或發生故障，而在一些人身上引起了生理反應。然而，美國官員告訴BBC，沒有識別或者找到任何設備。 

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哈瓦那綜合症開始蔓延到古巴之外。 

美國廣州領事館

2017年12月，馬克·珀利梅洛波洛斯（Marc Polymeropolous）在莫斯科一家酒店房間裏突然醒來。作為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他是來莫斯科會見俄羅斯的情報官員。「我耳朵裏嗡嗡響，感覺天旋地轉。我覺得我想吐，站不起來。」

他向BBC記者表示：「那種感覺非常可怕。」 那是在哈瓦那第一批病例出現一年後，但中央情報局的醫務部門告訴他，他的症狀與古巴出現的病例不一樣。就此，他開始了漫長的治療過程與病症搏鬥。但劇烈的頭痛一直沒有緩解 ，2019年夏天，他被迫退休。  

珀利梅洛波洛斯最初認為他是被某種「調得過高」的技術監控工具擊中了。他說，當中情局出現更多病例，而且所有人都涉及到與俄羅斯相關的工作時，他開始相信自己成了某種武器對凖的目標。 

接著在中國出現了情況，包括2018年初美國在廣州的領事館。 

一些在中國受影響的人聯繫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教授比翠絲·寇洛姆（Beatrice Golomb），她長期研究微波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其他無法解釋的疾病。她告訴BBC，她在2018年1月寫信給國務院的醫療團隊，詳細敘述了她認為微波是造成問題的原因。她從美國國務院收到的回復不置可否：「這些讀起來都挺有意思的」。  

寇洛姆教授說，在廣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家屬用市面上買來的儀器記錄到了高濃度的輻射。「讀數高到超出了儀器上設定的最高水平。」但她說，美國國務院告訴這些員工，他們自己進行的這些測量是機密。

早期的調查受到一系列問題的困擾：沒有收集到連貫的數據；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未能相互溝通，內部醫療小組的懷疑態度造成了關係緊張。  

 在來自中國的九個病例中，只有一個被國務院初步確定基本符合哈瓦那綜合症的病症標凖。 這讓其他出現症狀的人感到憤怒，覺得他們好像是被人指責在編造事實。他們開始了一場維權行動爭取平等對待，至今這場鬥爭仍在繼續。 

「21世紀的戰場」

隨著挫折感與日俱增，一些受影響的人求助於馬克·扎伊德（Mark Zaid）——一位專門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律師。他現在受理了大約二十多名政府人員提出的案件，他們中一半來自情報部門。 

扎伊德代理的這些人是在很多不同的地點身體受到影響的，所以他認為：「這不是哈瓦那綜合症。這個名字本身就叫錯了。根據我所看到的證據，美國政府可能從1960年代末就已經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自2013年開始，扎伊德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一名僱員的代表律師，這位僱員認為他們是在1996年受傷的，而地點至今仍然保密。  

扎伊德質疑美國政府為什麼這麼不願意承認問題存在的時間線其實更久遠。他說，一種可能性是，這可能會打開潘多拉盒子，暴露多年來一直被忽視的各種事件。另一個可能性是，美國也利用了微波，甚至可能自己還部署了微波，而且還要保密。  

美國對利用微波作為武器的興趣可以上溯到冷戰結束後。有報道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空軍有一個代號為「你好Hello」的項目，研究微波是否能在人的頭腦中產生令人不安聲音；還有一個名為 「再見Goodbye」的項目，測試微波用於控制人群的效果；還有一個代號為「晚安Goodnight」的項目，研究微波是否能被用來殺人。十年前的報道顯示，這些試驗並沒有證明是成功的。 

但在軍事和安全領域，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研究人的心神狀態及其如何處理人們的頭腦。 

美國國防部顧問、喬治敦大學神經學和生物化學教授詹姆斯·喬達諾（James Giordano）被要求研究最初出現的哈瓦那病例，他說：「大腦現在被視為21世紀的戰場。腦科學研究遍及全世界，它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被稱為是西方獨領風騷的領域。」

他向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增強大腦功能或者破壞大腦功能的研究都有，但這個領域既缺乏透明度也缺乏監管規則。 

他說，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在從事微波研究，並提升了把微波用作工業和商業用途工具的可能性，例如測試微波對材料的影響等，這些都可能重新找到利用價值。 但他也想知道答案的一個問題是，擾亂人心和散佈恐懼是否也是研究的目的。

這種技術可能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甚至已經被人選擇性地使用過。但總而言之，在古巴出現了某些變化，使這種技術引起了注意。  

在哈瓦那綜合症病例出現時，比爾·埃瓦尼納（Bill Evanina）是一名高級情報官員，並於今年卸任美國反間諜和安全中心的負責人。他對哈瓦那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麼懷疑。

他在接受BBC的採訪時說：「它是一種進攻性武器嗎？我相信是。」 

他認為微波可能在最近的軍事衝突中被部署過，但他指出了一些具體的情況來解釋某種變化。 

古巴距離佛羅里達州海岸90英里，長期以來一直是通過攔截通信收集 「信號情報 」的理想場所。  在冷戰期間，它是蘇聯一個主要監聽站的所在地。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4年訪問古巴時，有報道稱這個監聽站被重新啟用。據一個消息來源稱，中國近年來也建立了兩個站點，而俄羅斯人又派來了30名情報人員。  

但從2015年開始，美國回到了古巴。憑借其新開設的大使館和不斷增加的駐古巴人員，美國剛剛開始在古巴站穩腳跟，收集情報、反擊俄羅斯和中國的間諜。有人回憶說：「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地面戰鬥。」 

然後奇怪的聲音就開始響起了。 

埃瓦尼納問：「關閉哈瓦那的美國大使館，誰能從中獲得最大好處？如果俄羅斯政府正在加強和宣傳他們在古巴的情報收集，那麼對他們來說美國在古巴的存在可能不是好事。」

俄羅斯多次駁斥了與哈瓦那綜合症有關聯的指稱，也否認有「定向微波武器」的指控。俄羅斯外交部說：「這些都是搬弄是非，毫無根據、純屬癔想的揣測，不是什麼正經事情，不值得發表評論。」

還有人對哈瓦那綜合症是不是真的存都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古巴獨一無二的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神經學教授羅伯特·W·巴洛（Robert W Baloh）長期研究無法解釋的健康症狀。當他看到哈瓦那綜合症的報告時，他斷定它們是一種群體性心因性疾病。他把這比作人們在被告知吃了有毒食物時感到的不適，即使食物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也會有很大的精神作用，就像安慰劑效應的反面。

他說：「當你看到群體性心因性疾病時，通常已經存在一些造成緊張的潛在問題。在古巴出現的情況，大使館的大量僱員，特別是首先受到影響的中情局特工，肯定處於一種心理極為緊張的狀況。」  

在他看來，像腦霧和頭暈這樣的日常症狀被患者、媒體和健康專家重新規劃為綜合症。他說：「這些症狀和其他症狀一樣是真實的。」

他認為，隨著報道的傳播，特別是在一個封閉的社區內，每個人會變得高度警覺和恐懼。  他認為，這樣一來其他在國外工作的美國官員中這種緊張情緒會變得具有傳染性。 

但仍然有許多無法解釋的因素。為什麼加拿大外交官在哈瓦那也出現了症狀？他們是在附近美國人成為攻擊目標時被連帶受害的嗎？為什麼沒有英國官員出現同樣的症狀？

律師扎伊德問道：「俄羅斯人近年來確實試圖用放射性材料在英國本土殺人，但為什麼英國沒有古巴綜合症？」 

前美國情報官員埃瓦尼納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是：「我會暫時不提英國還沒有人出現任何症狀的說法」。 他說，美國現在正與盟國分享綜合症的具體細節，以發現病例。  

另外還有的情況可能並無關聯。一位前官員說：「我們在中東有一群軍人，他們聲稱受到了這種攻擊，結果他們是食物中毒。」

律師扎伊德認為，「我們需要甄別真偽」。他說，公眾當中一些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也找到他聲稱自己遭受了微波攻擊。據一位前官員估計，美國正式報告的大約一半案例可能與對手的攻擊有關。其他人說真正受影響的人數可能更少。

美國國家科學院2020年12月的一份報告標誌著一個關鍵時刻。專家小組從科學家和臨牀醫生以及八名受害者那裏獲得了證據。擔任小組主席的斯坦福大學大衛·若爾曼（David Relman）教授回憶說：「整個過程像電影裏的故事一樣。」

「他們中的一些人因為害怕有人對他們採取更多地行動，實際上處於躲著不見人的狀態，我們不得不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來確保他們的安全。」

小組研究了他們的心理和其他原因，但得出的結論是，部分病例的原因最有可能與直接對凖他們的、高能量、脈衝式微波有關。林教授也向小組提供了證據，這個結論也與他的看法基本相同。

儘管美國國務院贊助了這項研究，但仍然認為這個結論只是一個合理的假設，官員們說他們沒有找到進一步的證據來佐證這樣的結論。  

拜登政府已經表明正在認真處理這個問題。中情局和國務院官員得到了如何應對事件的建議，包括如果有人覺得自己中招了，就從某地調走。美國國務院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以支持工作人員處理所謂的「無法解釋的健康事件」。以前試圖按照是否符合特定標凖對病例進行分類的做法已經被放棄不用了。但是如果沒有給病例定性，統計也就會更難。 

 今年，一波新的病例出現了，受影響的包括柏林和維也納的一個人數更多的群體。8月，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越南之行被推遲了三個小時，因為據說在河內的大使館有了一個病例。外交官們現在都憂心忡忡，在與家人一起接受外派任務之前都會提出相關的問題。 

前中情局官員珀利梅洛波洛斯今年終於得到了他想要的治療，他說：「如果我們覺得俄羅斯人會對出差在外的情報人員下手，這會嚴重分散我們的工作注意力。這樣會影響我們的行動範圍。」

中央情報局已任命追捕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一名資深情報人員領導特別工作組，調查神秘聲波在世界多地襲擊美國情報人員和外交官的事件。

血液中的標記

要指責其他國家在做傷害美國官員的事不是口頭說說就能定罪的，而是需要提供確鑿的證據。

前中情局官員珀利梅洛波洛斯說：「這等同於戰爭行為。要定罪需要符合很高的評判標凖。決策者們將要求相關部門提供確鑿的證據，而官員們說，到目前為止，仍然缺乏這種證據。 」

五年過去了，一些美國官員說，除了哈瓦那綜合症開始的那段時間，幾乎就再沒有更多的信息。但有些人不同意。他們說，現在微波的證據即使還不夠下結論，但也更加充分了。

英國廣播公司（BBC）了解到，隨著第一次有了更系統地收集證據和分析，新的證據正在顯現。今年的一些病例顯示血液中存在特定的標記，表明腦部受到損傷。這些標記在幾天后就會消失，而以前的病例中由於時間太久遠而無法找到它們。但是現在，人們在報告症狀後很快就被檢查，這些標記第一次被看到了。  

有關哈瓦那綜合症的辯論仍然各有說法沒有答案，而且即便有答案也可能會相當複雜。可能會有一個真實案例的核心點，其他案例則被折算在綜合症範圍之內。

官員們提出的一種可能性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在變化，意圖也在變化，或許現在的目的只是要讓美國杯弓蛇影。還有人擔心，一個國家可能會趁機利用另一個國家的活動。

若爾曼教授認為，「我們喜歡給診斷貼上一個簡單的標籤，但有時這很難做到。而當我們做不到時，必須非常小心，不能簡單地舉手放棄走人了事。」

哈瓦那綜合症本身的神秘可能正是它真正的威力。它散發出來的模棱兩可和恐懼起到了放大複製效果，使越來越多的人懷疑他們是否中了招，也使間諜和外交官在海外展開活動更加困難。

因此，哈瓦那綜合症即便在開始時是一個很小範圍的事件，現在可能已經延伸出來自己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