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天安門事件如何影響港台的社會與學生運動

中國北京「八九」天安門事件，對中港台三地的民主進程與運動，都有所影響，但走出的道路，卻大相徑庭。

中國大陸步向更為專權的統治，嚴格管控政治運動，專注發展經濟，媒體、教育在黨的控制底下，人民自覺「去政治化」，大部分群眾運動扼殺在萌芽之時，反對聲音持續被噤聲，習近平上台後，權力更為集中，中國社會好像距離民主自由愈來愈遙遠。

對香港和台灣來說，「六四事件」成為中國大陸被標籤為「專制政府」的標誌，強化民眾對民主的訴求，加深兩地對中共專制政權的不滿。台灣慢慢走向民主，兩岸民心愈走愈遠；香港主權移交後，爭取民主進程在中國陰霾下變得舉步維艱。

「六四」鎮壓的陰霾

「六四事件」是香港主權移交前移民潮的一個重要的觸發點，當年，民眾對於香港前途憂心忡忡，擔心類似的鎮壓終有一天會在香港出現。

這種陰霾揮之不去，2014年，香港發生一場大型爭取普選的佔領運動（亦稱「雨傘運動」），示威者佔領的香港金鐘，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旁邊的中國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的總部大樓。

香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判刑前接受BBC中文訪問時，形容「六四事件」是「天安門之魂」（Souls of Tiananmen Square），一直縈繞他那一代人。

警方向示威者投放催淚彈時，「佔中三子」急忙呼籲群眾離開，擔心警察開槍發生流血事件，甚至會導政香港政府提請解放軍駐港部隊出面干預。

這種疑慮正是來自「六四」的陰影，但年輕一代對「六四」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與「佔中三子」等年紀較大的人，存在立場上的矛盾，他們在運動策略上，更為進取，看見警方持槍和催淚彈繼續向前走。

學運與廣場政治

在香港年輕抗爭者眼中，他們從「六四事件」所得到的影響，不僅是對政權殺人的不滿，或是對解放軍的恐懼，而是「八九學運」中不同團體在抗爭角力。

主張香港獨立的「學生動源」召集人鐘翰林此前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表示，對「八九學運」最為在意的一點，是一些意圖把行動升級的示威者，被「割席」的經歷。

他提到，1989年5月，湖南青年魯德成、喻東岳和餘志堅三人，向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投擲盛滿顏料的蛋殼。當年在主導的學生只是要求中共改革，而非中共下台，但破壞畫像的三人主張完全推翻中共。最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認為三人是中國政府想抹黑運動派來的間諜，把他們移送公安機關，三人被判刑。後來，王丹、吾爾開希等對三人被判刑感到抱歉。

香港的雨傘運動面對同樣的困境，每當一些激進示威者在運動中反擊或衝擊警方防線時，總會被溫和示威者指責是破壞運動，與「和平」的理念不相符，甚至指責他們是「中共派來的鬼」，給予政權一個借口去打壓運動。

戴耀廷回顧分析，「八九」學運與香港佔領運動有一些共通點，就是涉及「廣場政治」的問題。

「我們的模式十分相似，『八九』學運時北京出現的學生領袖，是逐批被替換，運動開始和最後在天安門的是不同的人。」

香港「佔中三子」最先提出佔領行動，後來學生領袖有更大的主導權，佔領79日，衍生各個領導性人物，難以取得共識，變成一場沒有領導（去大台化）的運動。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稱只有6%的人真的響應「佔中三子」號召而上街。

「廣場政治往往由最激進的人士去主導，如果我從一開始便參與廣場佔領留守，到某個時間點我覺得已經足夠，就會自己離開，但總會有其他人留在佔領區，廣場政治很難結束，」戴耀廷說，「我們也沒辦法，他不走，我們也沒可能逼他走，『八九』學運到現在，所有廣場政治面對同一個問題。」

當權者與學生

「八九學運」和「雨傘運動」另一相似畫面是學生領袖與當權者談判。

1989年5月18日，時任中國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與王丹、吾爾開希等參與絶食的學生領袖會面，吾爾開希當時直接從醫院到人民大會堂，他要身穿醫院的病號服參加這場對話。雙方針鋒相對、各持己見，吾爾開希認為李鵬沒有回應學生訴求，打斷李鵬冗長的發言，成為各國媒體的關注點。

吾爾開希當時說，「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要說服我們這些人。我們很想讓同學們離開廣場，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99.9%服從0.1%；如果有一個絶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絶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當年香港有意見認為吾爾開希敢於打斷當權者的發言，詞鋒銳利、不怕權貴，但隨著時間過去，再次回望這場運動時，有些評論開始反思，他的發言是否不夠深思熟慮？在媒體前不顧國家領導人的面子是否好事？

這些反思一直延伸到香港的雨傘運動。

香港佔領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周永康接受BBC中文採訪時回憶說，在學生領袖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前，許多人警告他，「千萬不要像吾爾開希、『八九』學生的對話狀況般，很多人對當年那些學生的印象很差。」

周永康說，香港學生與政府對話時，很多民眾在意學生在公眾面前的形像，「至少讓外界感覺好一點。」

結果，香港學生與政府代表也只是各自禮貌地「各說各話」，沒有為運動帶來任何實質成果，學生不願退場，令運動走向不知如何收場的局面。

戴耀廷指出，當初對話沒有結果的原因，歸根究底是學生代表在佔領區內也沒有足夠的認受性，各個陣營欠缺互信。他認為，如果重新來一次，他會堅持在運動中嘗試加入民主機制，例如設立佔領區公投決定去留問題，但他承認，「三子」當年已沒有認受性，就算硬推公投，激進示威者也決不會接受。

運動後的挫敗感

「六四事件」後中國大陸的民眾出現逃避政治的心態，以發展經濟遮蓋政治訴求；同樣地，2014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後，民主運動踏入冷淡期，社會出現無力感，覺得沒有任何方法，能夠爭取民主。

林耀強是1989年曾經在北京見證「六四」的香港學生，親眼目睹工人中槍流血，看著運動流血收場。

學生的滿腔熱血最終換來血流首都，林耀強自言當年帶來了信念上很大的衝擊和崩潰，返回香港後，他身陷一種迷茫，需要花一段時間走出「六四」的陰影。

「當我們不惜犧牲學業、家人、時間去做，或是建立事業，是因為我相信世界可以變好，但事實證明不是，事實是世界更黑暗，」林耀強對BBC中文說，「2014年的『雨傘運動』，年輕人相信可以改變命運，但結果不是，社會反而走向更封閉，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

他在「六四」後一度完全投入商界而不問時政，「連新聞也不看」，花了一段長時間，才走出這個信仰的危機，後來轉行成為專門協助基層的律師，再次投入香港民主運動的進程。

經歷「六四」和「雨傘運動」，他認為民眾短暫的失望是正常，最重要的是堅守信念，「傳承真相和理念」。

每年，他必定出席一年一度的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晚會，他也是經常接受訪問或上台發言的一員。

「六四」20週年以前，晚會人數只有幾萬人，近年才超越十萬人，林耀強相信持續銘記「六四」，為這場運動賦予意義，總會改變人心。

台灣走出另外的民主路

台灣追尋民主的道路上，也曾經歷過當權者壓迫群眾的事件。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六四」29週年時說：「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始終沒有走出這場歷史悲劇的陰霾。 對照之下，台灣也曾歷經『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也曾被當時的統治當局說成是暴亂事件。但因為這些事件所醞釀、累積及動員出的社會能量，驅動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改革及全面的民主化。」

「二二八事件」是接替日本治理台灣兩年的國民政府，在1947年派遣軍隊逮捕和鎮壓殺害台灣民眾的事件，據統計，當年死亡人數約有1.8萬至2.8萬人；「美麗島事件」則是1979年，以《美麗島》雜誌人員為核心的黨外運動人士，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發生的一場大型警民衝突事件。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翌年，台灣也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爭取政治改革的「野百合學運」，學生絶食與當權者談判等畫面，彷佛從北京移師到台北。這場運動稱為「野百合學運」，幾千名台灣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爭取解散權力過大的國民大會，廢除給予總統額外權力的條文等等。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社會民主黨召集人范雲是當年「野百合學運」的總指揮。她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說，當年國民黨政府批評共產黨鎮壓學生，給予了學生運動的正當性，限制了國民黨政府，不能鎮壓學生。結果學生與李登輝談判後得到積極回應，學生決定退場，這次的成功事例為台灣日後的民主化進程奠下重要的基礎。

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大選，之後實現政黨輪替，儘管台灣持續受到中國崛起後的打壓和影響，但民主已成為台灣人心中理所當然的制度，在中國大陸延續其專制的情況下，不容易得到對岸的民心，兩岸關係愈走愈遠。

2014年3月，台灣發生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學生反對中國與台灣的服貿協議，被視為兩岸關係的一次考驗。雖然這場運動帶有強烈的反中情緒，但林飛帆、陳為廷等學運領袖，卻有參加「六四」相關紀念活動，一度引起媒體關注。

事實上，一般台灣民眾並沒有很熱衷地悼念「六四」，但「六四」依然是提醒台灣民主有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正如「六四」後被中國政府通緝的王超華稱，「太陽花學運」領袖紀念「六四」，反映兩者之間有精神傳承，也是對民主、普世價值的訴求。

台灣以前發生當權者鎮壓異見人士的事件，也要花幾十年才慢慢走向民主和「轉型正義」，也許中國走向民主、「平反六四」也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