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銀翼殺手》所描繪的未來世界實現了嗎？

這座城市一望無際。煙霧彌漫的夜空中看不見星星，扎堆的大樓裏卻燈火通明。巨大的工廠設施噴出火焰。一輛汽車飛入現場，然後又出來，朝著兩座巨大的金字塔飛去。

一個人正在接受主管的口頭測試，他越來越焦慮，結局並不好。鏡頭轉向另一輛飛馳在城市狹窄街道的汽車，旁邊是一個幾層樓高的數字廣告牌，一位亞洲女性在為零食做廣告。一個洪亮的聲音歡快地告訴這些未知數量，但可能人數眾多的未來世界居民，他們將在外星殖民地迎來新的生活。

當然，這已不再是未來。這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1982年執導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電影改編自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1968年的小說《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該片講述了洛杉磯警察局的警察迪卡德（Rick Deckard）追蹤並「回收」複製人的故事。複製人是指基因工程製造的、近乎人類的人造人，他們在地球上的存在是非法的。

這聽起來與現實相去甚遠。但正如片頭字幕告訴我們的，這部電影所描述是2019年11月的洛杉磯。從這個意義上說，《銀翼殺手》不再是科幻小說了。這是一部當代驚悚片。問題是：從《銀翼殺手》的上映到它預設的未來——就是現在，在這37年裏，我們離電影中呈現的未來有多近？

一方面，電影中的某些2019年場景讓人感覺非常過時。那裏沒有互聯網，當迪卡德（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飾演）第一次出場時，他正在一家出售笨重的老式電視機的商店窗戶旁看報紙。與此同時，當迪卡德對肖恩·揚（Sean Young）飾演的雷切爾（Rachael，複製人公司老闆提利爾（Eldon Tyrell）的助手）進行沃伊特-坎普夫（Voight-Kampff）測試時，雷切爾正在抽煙！在辦公室抽煙！

在《銀翼殺手》的世界裏，虛構的提利爾企業集團與其它現實存在的企業共同主宰著這個世界。電影中大型霓虹燈廣告牌上就有這些企業。可口可樂（Coca-Cola）是一個相當安全的構想，但我們在開頭場景中看到的泛美航空（Pan Am）卻不是；這家航空公司於1991年破產。

當然，在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在追趕電影中的許多技術，有些現在看仍然不太可能實現。德國一家名為理勒姆（Lilium）的公司上個月宣佈，正在研發的飛行汽車可能會在2025年之前用於出租車服務。我們沒有複製人，但基因技術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甚至因此引發了憂慮。我們還不需要沃伊特-坎普夫測試，但是有多少次你被要求在九宮圖上標記所有的交通燈，以證明你不是一個機器人，才可以訪問一個網站？

哪些預測是對的

然而，除了特定的組成部分，《銀翼殺手》中有一些更基本的事情是對的，比如2019年的世界社會政治狀況。雖然根據媒體評論家和科幻雜誌《不可思議》（Uncanny Magazine）的非小說類編輯特羅塔（Michi Trota）的說法，這並不讓人感到欣喜。

「這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可以說，《銀翼殺手》凖確預測出由大財團影響力和利益導致的反烏托邦景觀：大規模工業化對環境的傷害、警察國家、有錢有勢階層的導致的混亂和暴力，社會邊緣人遭受的苦難。」

在電影中，複製人有一個防錯的程序，只有四年的壽命，以防止進一步的自我革新。特羅塔認為，「複製人因為企業的貪婪和冷漠而縮短了壽命，他們的沮喪和憤怒是電影有前瞻性之處，這反映了美國當前的醫保制度和全球化對工人的剝削。」她補充道：「我更喜歡會飛的汽車。」

至於《銀翼殺手》及其2017年續作《銀翼殺手2049》中明顯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電影生動描繪的環境崩潰與我們今天的狀況相距不遠」，科幻小說家兼軟件開發人員克里莎（Matthew Kressel）指出，2013年著名的北京霧霾照片，看起來就像是電影劇照。「自6500萬年前恐龍滅絶以來，我們正經歷著最大的滅絶。此外，這部電影描述了有錢人和窮人——一些人能夠過上舒適的生活，而其他人則生活在骯髒的環境中。這與當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貧窮的人之間的巨大貧富差距非常相似。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電影相當凖確。」

電影場景中凖確的地點在哪裏呢？《銀翼殺手》中的洛杉磯是一個大雜燴，深受東方文化的影響，還有一種被稱為「都市話」（Cityspeak）的街頭暗語，是日語、西班牙語、德語、韓語等多種語言的大雜燴。特羅塔是菲律賓裔美國人，他說這部電影是「在科幻小說中如何廣泛使用『亞洲異國情調』的例子，而科幻小說似乎完全可以將非歐洲文化的一些表象帶入，以增添趣味，而忽略那些故事中有色人種角色的重要性。」

正如克里莎在評論中所說，北京一直是討論《銀翼殺手》中大都會的一個常用參考點，而獲獎科幻作家瑪麗·羅比內特·科瓦爾（Mary Robinette Kowal）剛剛從北京回來。我想知道，中國的大都市是否比現在的洛杉磯更能代表《銀翼殺手》的特徵？「霧霾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在這方面，是的，」科瓦爾說。「但我看到的北京，新與舊相互交織，同等重要。除了空氣質量外，它還算是一座乾淨的現代城市，將歷史景觀融合其中。」

科幻故事有什麼意義？

1982年《銀翼殺手》對2019年世界的預測是否凖確，這個問題本身是否有意義？科幻小說的目的是預測，還是只為娛樂？或者，還有其他方面的內涵？

科瓦爾說，她對這類小說表面上的預測能力不太感興趣，更感興趣的是它作為「思想實驗場所」的功能。它讓我們把世界的內核打開，觀察相互關聯的組織，然後畫出未來因果關係的邏輯鏈。最好的科幻小說具有相關性，不是因為其中的技術，而是因為它激發我們提出問題。例如，《銀翼殺手》就在探討「以奴役為目的而創造有情生命的道德問題」。

特羅塔認為，科幻小說的真正潛力在於它探討更廣泛的哲學問題。「它通常可以是關於未來的，是『預測性的』，但這些預測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對過去和當前問題的看法。如果用科幻小說和幻想來實現任何目標，那就如作家伊耶瑪·奧洛（Ijeoma Oluo）和納克·傑米森（NK Jemisin）所言，它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全新的生存方式，超越麻木地重覆歷史的宿命，從而可以設想以其他方式生活在建制、壓迫和社會陳規之外，而這些，我們已經體制化和規範化了。」

科瓦爾的最新小說《計算之星與宿命之天》（The Calculating Stars and The Fated Sky）設想了一個歷史交替的美國。一位女性數學家和飛行員領導人類開拓其它星球，就像末日氣候變化降臨地球一樣。科瓦爾說，《銀翼殺手》「塑造了我們對『未來』的許多想法……如果我們從廣義上思考，我認為這部電影非常出色。」污染問題、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對話、掌控國家的公司，以及誰可被視為人類的倫理問題。關於細節嗎？「飛行汽車確實存在，但永遠都是一個糟糕的想法，所以我並不介意未來社會中沒有飛行汽車。」

即使拋開預測，科幻小說也與現在有一種共生關係。科瓦爾說：「很多理工領域的人把科幻電影或書籍作為發明的靈感來源。是《星際迷航》（Star Trek）發明了翻蓋手機，還是為其提供了靈感？《1984》預測了『老大哥』國家，還是阻止了它的蔓延？」

它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預防的警告。當然沒有人會想生活在《銀翼殺手》描繪的2019年11月裏，不是嗎？不要太自信，克里莎說。

「在某種程度上，《銀翼殺手》可以被視為終極警世故事，」他說。「還有比這更暗淡的景象嗎？在描繪環境惡化、人性喪失和個人隔閡對未來是多麼有害等等這些方面？」

然而，如果說《銀翼殺手》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它證明了警世故事有效的假設是錯誤的。然而，我們就是迷戀《銀翼殺手》的反烏托邦的格調。看看文學、電影、視覺藝術中描繪的未來，你會發現幾乎所有這些作品都與《銀翼殺手》中陰暗的反烏托邦遙相呼應。

「《銀翼殺手》讓反烏托邦變得『很酷』，所以現實世界中，雨林被一公頃又一公頃的燒燬，人類朝著環境崩潰的方向沉淪。電影最重要的意義，我認為是應該探究一下為什麼沒有人注意到它的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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