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审查实录：撤档潮中 影人的困兽之斗

2019年初起，撤档的乌云就开始笼罩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八佰》、《少年的你》等多部广受关注和期待的影片陆续无缘银幕加剧了公众的唏嘘与质疑。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似乎成为悬在每一个电影人头上的利剑。

撤档潮下，电影圈噤若寒蝉。业内人士对BBC表示，最近一两年，从剧本立项、公映许可证发放到最终上映，中国当局在每一步审查关卡都越发严格。

BBC中文记者访问数名资深电影导演、制作人、策划和教授，试图还原在已经十分严苛的审查机制下，中国电影人是如何寻找过审题材、规避敏感内容，与当局不成文的规定和难以捉摸的标准角斗博弈。

“之前没有过”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中国电影市场，那可能是“撤档年”。

从业超过20年的中国导演邓隐峰（化名）对BBC中文表示，前些年的审查也很严厉，但审查机构和导演、制片人及片方在创意和成品阶段会进行沟通，一个片子档期排好，再去撤档的情况极为少见。而最近一两年，突然出现大量已经完成的、订好档期的片子撤档。

“这种情况确实是之前没有过的，它带来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就使大家感觉到，国家正在缩紧审查的尺度。”

2019年2月，被称为“国师”的中国导演张艺谋文革题材新片《一秒钟》因"技术原因"退出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展映。这次事件仿佛是一个按钮，随后一部又一部影片无缘银幕， 都是出于“技术原因”。

5月，电影《六欲天》宣布，基于“技术原因”，不会参加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及其官方活动。

紧接着6月，原计划在6月15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的中国抗日战争电影《八佰》，在上映前一晚宣布放映取消。随后官方微博宣布，撤出暑期档。没有任何责任方解释“技术原因”的具体含义。

暑期档《少年的你》、《刀背藏身》等多部电影也陆续宣布撤档或改名。中秋档期， 《吹哨人》、《冰峰暴》、《催眠·裁决》宣布撤档。但这些电影撤档并未提到“技术原因”。

网络上普遍观点认为，“技术原因”无非是“上面不点头”的托词，撤档潮背后体现出原本严苛的中国电影审查越发“疯狂”，毫无标准的审查令行业恐慌。

“大家根本没有任何方向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过得了过不了，任何题材都可能有问题，而且当中有个演员可能不检点或怎样，最后承担所有损失的都是制片方，” 曾担任电影节评审的制片人任许（化名）认为。

“根本没有标准”，任许说，可能唯一的理由“就是你惹到谁不开心了，无所谓原来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八佰》惹了谁？

最典型的案例是《八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前夕，民间的投诉和审查者的“联想”，都会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撤档理由。

广受关注的《八佰》由管虎执导，讲述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淞沪会战最后一役中，国民革命军守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

放映前，社会团体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曾批评，《八佰》对国民党的抗战做了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美化，并且用现代摄影手法和音乐，充满激情地展示了士兵保卫青天白日旗的片段。青天白日旗是国民党党旗。

《八佰》被撤后，社交媒体上有关电影审查的讨论开始发酵。有人将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批评与八佰的撤档联系在一起，批评应当“让艺术归艺术”；也有人翻出管虎2017年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讽刺，那时候他说“审查不是越来越严格，而是越来越宽松”。

影视编剧贾娜（化名）曾担任数年电影策划。她对BBC中文记者说，业内一般认为越有名的导演能争取到的尺度越大，但行业大佬张艺谋和管虎的电影都会出事，让业界“人心惶惶”。

“非常寒冷，非常害怕”

影片被撤档仅是大众看到的最终结果。从剧本立项、开拍、送审再到获发电影公映许可证的层层关卡，都隐藏在大幕之后。

2018至2019年期间，邓隐峰和他周围的朋友们申请拍摄的剧本中，五至七成都没有通过，数百个项目死在剧本审查阶段。

“这些项目在前些年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或起码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去年到今年，很多类似的项目，（当局）就非常不留余地地告诉你说，你不要再去考虑这个项目了，你换一个吧。”邓隐峰说。

在成片审理环节，业界人士也觉得当局的要求越来越模糊。

2012年，导演娄烨曾在微博上公开电影《浮城谜事》审查意见。其中明确，删短片中人物乔永照和桑琪的性爱及乔永照用锤子砸死拾荒者的镜头，并指“砸”的次数保留两下。

任许说，如果当局要求片方修改某一个镜头，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清楚的意见，“该改什么改什么，该据理力争的要据理力争”，但现在经常有片子收到的审查意见是格调低下、灰暗，缺少正能量，“这种太模糊的东西，片方怎么改？你剧本立项也过了的啊。”

撤档会严重阻碍市场的自由运转，很多影视公司被迫改变制片计划，导致亏损。而更广泛的影响是，未过审的前例会使往后的选题制作变得更加小心。

“为了避免这种经济损失，大家自动地把自己审查干净，”邓隐峰说，“从影响来说，仅仅这几个片子本身损失的这些钱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整个行业变得非常的寒冷，变得非常的害怕。自由创作就等于说是没有了。”

严苛神秘的电影审查机制

根据中国2017年3月颁布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一部影片从拍摄到上映要经历层层关卡。

首先，电影剧本梗概需要向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其中涉及重大题材或者国家安全、外交、民族、宗教、军事等方面题材的，完整的电影剧本需报送审查。

拍摄完成后，电影需要送至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审查。准予公映的，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

《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对中国电影不得含有的内容有数项规定，如“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等。但这些标准十分模糊，如何解读也是由审查机构决定。

以往负责审查的机构是行政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原本负责全中国所有媒体内容意识形态，并以善于发“禁令” 和文化宣传指令的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开始直接操刀电影审查。这意味着中共对电影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严苛。

数名业内人士对BBC中文表示，中宣部接管电影审查后，虽然审查程序仍保持内容审查和技术审查两部分，但审查之刀明显更加锋利，“党管一切”。

只有红线，没有明路-摸着石头试错过河

不断撤档的阴影营造出了黑云压城的氛围，导演、制片人等业内人士会如何选择项目？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他们会更谨慎小心吗？

想拍什么样的电影，邓隐峰心中有一把尺。他希望表达出对社会有益的价值观，同时过审，并在市场上有一定收获。但现在似乎都可望不可及。

邓隐峰注意到，基本上所有涉及重大历史题材、民族或宗教问题，或者是非常现实地去呈现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题材都不会获批，只有完全不涉及任何敏感历史社会信息的项目才能被放行，“比如穿越剧，就是那种完全玛丽苏的，或者言情故事、家长里短”。

“我们都开玩笑说，总局的意思可能是说：这段时间大家先休息吧，先不要再工作了。因为你报任何项目上去好像都有问题。完全主旋律的也不一定可以，你赞美的姿势必须非常合适。”他说，“有一些无良、谄媚的导演，他们拍这些东西去讨好电影局，即便这样的东西有的也没通过，因为那个姿势你很难拿捏。”

具体选材方面，从业七八年的资深制片人李先（化名）透露，很多导演都想拍文革，因为那时候的故事最能反映时代、反映人性，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红线。

“文革的故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这个东西就不能碰，”李先说。

电影、电视剧制片人Jessica拍摄的题材大多是青春都市类型。她说，同性恋、乱伦的题材也是禁忌，“每个从业者都会有这种自我提醒”。贾娜则感受到，目前恐怖片和犯罪片特别难过审，“没有办法直接用真实发生的事情编剧，比如建国后的连环杀人案等”。

其实，更多的雷区是之前未成功上映电影一部部试探出来的。

“比如说，《天注定》（注：贾樟柯2013年导演电影）就是很敏感、现实的题材，其中邓玉娇案折射了群众和官员的关系，它最终没有公开放映，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这种题材不要碰。然后《八佰》告诉我们，国民党有关的太敏感了，就不要写了。现在跟台湾的关系不是也比较敏感吗？尽量也不要去写了。就这样，一个片子告诉你一个雷区。”李先说。

除了大的题材，中国的审查部门还会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三名业内人士都提到，如果片中有警察，他的形象必须非常正面。

“警察是不能有坏人的，学校也不能扮演坏的角色，医院也得是正面的形象。”任许说。

Jessica也提到：“涉案电影和剧中，最后胜利的一定是警察，就是‘这个案子一定要破’，然后一定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警察的着装穿戴也是审查的要点之一，肩章戴得是否正确，风纪扣有没有扣上等。

以古讽今和自我审查

循着以前失败的案例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的电影业者仍在迷茫中摸索缝隙。

邓隐峰看到，如今大量的项目只剩下两个标准：电影局能通过和市场能接受，至于导演、艺术家的表达，就先不考虑了。另外，还有一些剧本把故事设定在古代，非常曲折隐晦地表达一些价值观。

如今选项目，李先还是会选安全的商业片，毕竟“要对所有投资人负责”。但是她也认为，电影作品跟文学作品一样，也要折射现实反映人性。

“比如我们拍古代，拍典押当拍古装追杀什么的，也会代入今天的P2P、高利贷的影子，"她说，"我们还是要往好作品去做，不能因为审查严了我们就不做，我就变得庸俗，我就无比地傻白甜。”

她承认，近两年监管严了一些。有时候为了规避审查，有经验的编辑会进行一些自我阉割，让影片更加容易过审，“不要给自己惹事嘛”。

在她曾经参与的一个项目中，为了避免出现儿童被拐卖的情节，片方修改了故事。因为如果出现拐卖，影片可能就要交由中国公安部审查。

“把这个情节改了，片子就不用去公安部那边走一大圈了。”她说。

商人的失利和创作者的失语

中国电影市场曾在2015年高歌猛进，总票房从2014年的294亿上涨到439亿，但近几年增长逐步放缓。

时代在改变，潮起潮又落，今年的数据并不乐观。据中国电影专资办票房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内地票房收311.7亿元相比去年减少2.7%；观影总人次为8.08亿，同比减少10.3%。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认为，最近两年那些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商业“大片”受到了很大压力，比如冯小刚的《芳华》。未来两年，中国电影市场中的“大片”可能将以主旋律大片为主，真正的商业大片或许就不存在了。

“可能是（审查机构）有一些人认为这些大的商业片是不是吸收的社会关注，或者影响到的人群太大了，有的人有这样的顾虑。”他说。

目前无法估算撤档带来的寒蝉效应对票房的具体影响，但深受撤档风波影响的中国影视巨头华谊兄弟确实遇到了一些现金流的问题。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中军8月表示，因为资金紧张，最近卖掉了一批艺术品，“为了公司的安全性，我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个没什么丢人的”。

李先透露，圈内有传闻说《八佰》可能会在明年春节后一个“不那么敏感的时间点”上映，“毕竟管虎这次给国家做了贡献，那7个小故事他也跑去拍了嘛”。李先指的是，《八佰》的导演管虎参加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的拍摄。

影片如果能正常上映，投资人仍然能收获预想中的利润或口碑，但审查的刀对创作者的伤害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

“艺术家创作时需要非常坚定地把握主题。等他开始自我审查，开始按照他所理解的审查体制的风险对故事进行扭曲时，表达出来的东西已经是一个怪胎、一个四不像，中国电影其实充斥着这样的东西。这种电影看起来有一些社会良知，但是内在的逻辑经不起推敲，最终传递出的是一种非常模棱两可的价值取向，我觉得这对华语电影的伤害将会非常长久。”邓隐峰说。

流亡香港的内地导演应亮则指应当把电影业放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来看，其受到的压制与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是一致的。

“它的规管方式是不告诉你具体的标准，只要你要在体制里行动，无论是电影还是媒体、法律界、出版界都是一样的，你必须诚惶诚恐地做自我审查，"应亮说，"这样不停地猜测跟推理，一定会导致行动能力的萎缩，让公民社会无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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