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各国强力抗疫中的权力滥用引忧虑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国政府推出強制措施，包括封锁城市、关闭边境和隔离。 高科技行踪监控技术也因疫情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个人隐私大打折扣。

封城、锁国、宵禁、隔离，此时此刻正在世界各国上演，这场疫情似乎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焦虑的民众对过去遭到唾弃的侵权行径多了几分容忍， 甚至乐见其成。

台湾法律科普网站《法律白话文》编辑刘珞亦向BBC中文解释说，无论处在威权还是民主体制下，因对大型灾难的恐惧，人们就会希望政府扩张权力给民众更多保护。“因此，社会普遍赞同在非常时期就应该采取非常手段。”

但针对疫情中通过科技追踪掌握民众行踪的做法，人权组织Top10VPN负责人塞缪尔·伍德汉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说， “尽管有些看来完全合法，对于公民隐私和言论自由已造成威胁。”

“硬核”抗疫手段备受称赞

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谓硬核措施遭到广泛抨击，但随着其境内疫情逐渐受到控制，“中国式”防疫模式为多国频频效仿。

在强调自由民主的台湾，为防止病毒传播入境，当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师生出境，引发违反宪法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质疑。

台湾警方通过手机监控居家检疫者，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谴责，但却因遏制检疫者违规有效，加上台湾防疫有佳，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同样，新加坡及韩国采用的“侵入式”的监控体系，也因成功抑制疫情及传播而受称赞。

《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许多国家通过手机监控国民，以防止疫情扩散，并引用Top10VPN的调查称，包括台湾、韩国、伊朗、美国、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搜集人民手机数据并更广泛地研究人们的行动，甚至有国家提供个人移动信息。

日本4月8日宣布紧急状态，将赋予地方政府强制征用物资及土地。3月中，日本国会针对“紧急状态”修法，允许采取更强硬的防疫措施，被媒体解读是首相安倍晋三为未来修宪扩权铺路。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镇压异见人士，泰国3月底进入紧急状态，赋予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包括打击网络社群谣言，必要时甚至可关闭媒体。

被《纽约时报》称为“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匈牙利，日前通过紧急法案赋予总理极大权力，政府可以绕过国会颁布法令，对任何反对声音也能进行打压。另外，该报道也称，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权力，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民众。

北非国家摩洛哥逮捕违规者的行动受网友的肯定。

更有甚者，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4月2日下令，违反封城措施、置军警生命于险境的人，就直接枪杀。 当地媒体报道，4天后，当地一名63岁的男子，在检查哨站音后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时，企图袭击警察，遭到射杀死亡。

防疫也要防滥权

政府扩张权力以控制疫情，似乎已成为人们普遍能接受的“社会规范”。

不过，法律界及人权组织担忧，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国家，这种普遍的容忍会无限放大政府的权力。而独裁和威权政府，则可能以防疫为借口加紧为自己赋权，疫情过后仍不放弃，而使管控言论及监控人民等非常时期所实施的措施，成为“新常态”。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事务副主任罗伯森（Phil Robertson）举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国总理巴育已经明确表明要迫使人们服从他们。罗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担忧：“疫情结束后，他们可能不会放弃现在所拥有的权力。”

洪森自1985年开始统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长期被外界视为独裁、威权领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扩散柬埔寨可能进入紧急状态。3月26日泰国军方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有权实施宵禁、禁止国内旅游及关闭媒体等。

人权观察3月24日曾经批评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监禁反对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对疫情和政府相应行动表示关切的民众。对此政府发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证实部分逮捕行动，但驳斥相关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采取类似行动对抗有关疫情假消息的散播。

泰国《曼谷邮报》撰文担忧紧急命令会削弱言论自由。其专栏作者苏拉萨（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紧急命令原该是阻止疫情扩散的强力手段，但该命令常被执政当局滥用，以控制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

刘珞亦指出，一般情况下，民主国家必须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据，但因传染病千变万变，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解决，通常会宣布“紧急命令”或“紧急状态”。他说，不论独裁政权，民主社会政府都不能为所欲为。 “政府扩张权力是在既有的民主体制下，通过相关法案如紧急命令等换取人民安全，但不能无限上纲，必须因应新的状况有所调整，”他说。

刘珞亦解释道，很多人在这灾难发生时希望政府强硬，“不过，一个民主国家的主权在民，并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这一点，国家控制疫情的责任在每个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仅冀望政府扩权，是在逃避责任。”

罗伯森对BBC中文说：“亚洲政府急于扩张权力时，并未认识到，取得人民合作意愿，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

以台湾为例，刘珞亦阐述了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湾政府的确因为疫情而依法扩权，但不太可能走向独裁，这是因为行政单位颁布措施会有立法院的监督，媒体、人民都会检视，最终甚至可以申请大法官释宪。“民间力量很强大，台湾政府也会看风向、看民意制定政策，”他说。

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评论网站《思想坦克》发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应兼顾法律与人权。该评论写道：“既是长期抗战，反复检讨现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并努力厘清、健全法治，减低各方利害关系人的触法及人权侵害风险，方是民主国家防疫的正轨。”

防疫与言论自由

相对于民主社会的防疫措施，中国的所作所为更趋强硬、有效，受到多国追捧，但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罗伯森指出，中共独裁体制在疫情发生时掩盖事实，反应缓慢。“如今，在疫情资讯透明度仍存有疑问的同时，宣告成功控制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责任及逃避国际批评的策略。”

《南华早报》曾报道，中国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现第一个确诊案例，随后每天都有新增病例。BBC驻上海记者白洛宾（Robin Brant）指出，中国去年12月爆发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的存在、规模和严重性。数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武汉视察时，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当地医师称当局要求他们不要通报新增病例。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对BBC中文表示，中国政府借疫情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突出其疫情控制良好的形象，但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为何。他说：“驻中国记者取得资讯日趋困难，中国政府发布的讯息是随他们喜好，根本没人能确定有关疫情的数字是正确的。”

艾玮昂对BBC中文说：“政府控制网路言论，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人们也难知道实况，无法彼此交流预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曾公布调查指出，微信封锁一些有关新冠疫情的关键词及对习近平的批评字眼。虽然中国审查网路言论已经行之有年，但这份报告称，中国官员承认疫情严重的前几周，中国就已经对疫情言论进行审查。

今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采访时，首次对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公开回应。他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

“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说。

周先旺的这段话，是外界指责武汉当局疫情爆发初期存在瞒报行为后，首度有政府官员承认问题存在。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认为武汉政府不该，或至少不应独立承担该责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人物》杂志，发布3月刊文章《发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回顾她从疫情之初，一路的经历与感受，但文章发出后不久便遭删除。中共高强度的舆论管制之下，这次删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国网民像接龙一样，用各种版本让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与背后强大的审查较力。

艾玮昂强调，专制政府为了防止人民恐慌，维持社会稳定而会隐匿真实资讯，但这将适得其反。并指出，与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防疫有成是因为政府赢得人民信赖，台湾人相信政府公布的资讯，才愿意遵守政府颁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呈下降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中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赞赏，其中包括夸奖中国采取了 “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国国内对这些赞扬自豪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督导抗疫时，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议当局的一些恶劣行为包括通过社区组织向居民兜售高价蔬菜。随后官方媒体称，孙春兰立即要求省市领导立即调查。

刘珞亦说：“中国很看似有效率，但数据、政策和监督机制都看不到，威权到底有没有效，我打上大问号。” 台湾政治评论员金恒炜在媒体发表文章表示，抗疫时，民主国家的社会韧带在”信任“，极权国家只讲强权。 罗伯森也持同样看法，防疫获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强权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较愿意合作；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公开透明，但他说：“上述几项，中国都做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