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在五个纳粹集中营里活下来了”

一张旧的黑白照片藏在我家里已有多年。它有点像学校集体照，孩子们排成一列一列，眼睛看着镜头。

那是1945年，这些孩子都是犹太人。当时他们就在刚刚被解放的布拉格，孩子们很多都是来自附近的特莱西恩斯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

他们紧靠在一起，有些人在微笑，也有一些人面无表情，有几个还皱着眉头。

他们刚刚脱离纳粹犹太人大屠杀，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已经不在。现在，他们成了孤儿。

重回布拉格

2019年5月的布拉格则很容易辨认，同一座雕像仍然在那里，同样的鹅卵石地面，还有房子上那些优雅的象牙白窗户。

那张旧照片里的其中一些孩子，现在也在这里。他们回来了，带着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孩子以及孙子和孙女，来这里纪念自己的人生。

他们回来拍一张新的照片，一张由本可能没机会组成的家庭聚在一起的大合照。

我也会在那张照片里，里面还我家里的另外12个成员，但我也是一个讲述这背后故事的记者。

我的祖父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就是当年其中一个生存下来的孩子——而他一共被关进过五个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奥斯威辛－比克努（Auschwitz-Birken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赫姆斯多夫（Rhemsdorf）以及最后的特莱西恩斯塔特。

恐惧

我的这段旅程从曼彻斯特开始。两名当年认识我祖父的幸存者现在就生活在这里。

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请进家里，用三明治、味酱和鹰嘴豆泥招待了我们。当我开始问他们当年经历的恐惧时，空间里一片寂静。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幸存者如此细致地陈述他们的经历，而其中的故事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之前也去过集中营。我在某年夏天去过奥斯威辛，当时一边是小孩哭着要冰淇淋，一边是导游向我们展示一些诸如毛发和鞋子等当年的物品。我也去过特莱西恩斯塔特，和我的祖父一起，当时我10岁。

两次经验都不像这一次倾听那样，令我离自己家族的历史如此近。

“我们一直看到死人”

萨姆·拉斯基尔（Sam Laskier）已经91岁。他挽起袖管，向我展示他手臂上的纹身。绿色的字母和数字留在了他皱得像纸一样的皮肤上。

“我们总是看到死人，”他说，“从奥斯威辛的烟囱里，你能闻到人肉被焚烧的气味。”

“他们大概会让你活三个月左右，但我在那里呆了七个月，都没有死。”

他向我陈述事实，情感则藏在了更深的地方。我们一起看照片的时候，他说，他至今仍然会做关于集中营的噩梦。

饥饿

“作为一个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十几岁少年，感觉是怎样的？”我问他。

那种感觉很难用言语形容。唯一反复出现的感觉就是饿，你的胃里有一阵裂开的痛楚。你活着，但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会在什么时候。

“我们总是处在创伤之中，”同样91岁的艾克·阿尔特曼（Ike Alterman）说，“我们担心哪里会有下一片面包，因为我们很饿，饿死了。”

他打开一个纸盒，将一堆发黄的照片铺在餐桌上。

自由

“就是在这一刻，我们发现卫兵都消失了，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自由了。这是我，挥舞帽子的那个，”艾克说。他指着那张照片，上面满是瘦弱的身躯。

“我们原本是要在之后那天早上进毒气室的，因为他们无法带我们去任何地方，而他们知道在特莱西恩斯塔特有一个火葬场。”

艾克说话缓慢，每个字中间都有停顿。从他眼睛深处，我看到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从一个营到另一个营，沿着铁路用牛卡车一直运送，最终抵达自由的彼岸。

一说到自由，萨姆的脸就亮了。

“布拉格总是在唤起美好的回忆，”他说，“因为那是我重获自由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没有被打，也没有人向我们大声呼喝。”

俄罗斯人当时对小孩很友善。他们与孩子们分享面包，给他们巧克力，还让他们坐到坦克上。

他们也给孩子们24小时的时间，让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向德国人报复都可以。

不过，这些重获自由的囚徒当中，没有谁想自己的手沾血；他们当时想的，就是在饿了这么多年之后能先填饱肚子。

有些人甚至因为吃得太多，疲弱的身体受不了，被送到了医院去。有些人甚至死于消化不良。

回到特莱西恩斯塔特

我们一起去了特莱西恩斯塔特集中营旧址，它过去是个贫民区，之后是纳粹集中营，这一批人多数都是在这里得救的。

它在距离布拉格大约60公里的地方，现在它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和一个纪念地。一位老妇人推着一架购物车，几队游客在参观曾经的营房、火葬场和贫民区博物馆。

我们向着一个犹太人墓园走去，得救前曾在这里被关了八天的阿莱克·赫什（Arek Hersh）对我讲述了一个瞬间。

他向我形容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周围的一切：一堆接一堆的尸体，还有像骷髅一样的病殃殃的男孩们。

后来我在一卷一卷的库存影片里，看到那些面孔，看到那些痛苦和不屈。死亡的面目写进了我的脑海里。

现在，特莱西恩斯塔特的公墓是一大片墓碑。

他们说，在集中营的地方，连鸟都不叫，可是现在我们听得见的声音只有鸟叫。

然后这里举行了一场悼念仪式，空气在领班者的祈祷声中越发沉重，之后我们用一分钟的默哀悼念死者。

幸存者们

不过，我们来布拉格是为这些幸存者庆祝的，那些从集中营走出来的人，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1945年之后被带到英国的732名儿童之一。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长大，重建新生，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一批小孩被外界称作“男孩们（The Boys）”，不过当中其中有大约80个女孩。他们后来组成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凝聚在一起的大家庭，而我成了其中一员。

我从小就知道纳粹大屠杀的故事，还有我祖父的经历，以及我们家里牺牲的亲人。但是，直到近年，我们才开始谈论，他从那些经历当中承受的伤痛，并没有在1945年之后就结束。

我妈妈告诉我，她小时候如果在学校遇到事情，从来不向她爸爸抱怨。还有什么能比纳粹大屠杀更糟糕？

我和我妹妹会长时间地谈论，我们外公的经历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我们就像是替600万被杀害的犹太人活着一样，仿佛时间是借来的一样。是这种幸存者的罪疚感令我们总是想如此尽情地生活吗？

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人来到布拉格，我们来看看当年，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被解救出来之后，都曾经在哪个地方站立过。

在著名的布拉格天文钟响起时，我们都欢唱了起来。

在纪念死去的人们时，悲伤当然是有的，但是也有一份团结、快乐和坚守。我们坚守着大屠杀的记忆，讲出那些经历过和没经历过的人的故事。

站在这个广场上的我们，就是纳粹种族灭绝计划失败的明证。

我祖父说，他不恨德国人。就像很多幸存者一样，他鼓励全家人拥有包容和开放的心，这是我们想要一直保存的价值。

他在10年前故去了，但是我多希望他也能在这里。我有那么多的问题想要问他。

我有一张他的照片，是他17岁的时候拍的。他的头发被剃光，穿着一件条纹睡衣。他的脸下面是他的编号：A26 44 328。

照片是在他到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拍的。我看着那张片，看到了他当时对于一直活下去的决心。

我妈妈看到的，则是一个迷茫少年的面容。他刚刚看着自己的父母被领进了毒气室。

一想到那双年轻的眼睛曾看到过什么，我就一阵颤抖。

*你可以在这里观看纪录片《The families that weren't meant to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