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我爷爷在柏林墙边开了一块菜园子”

1982年，冷战时期，德国柏林被分成了东、西两部分。一个土耳其移民奥斯曼·卡林开始在西柏林墙边开种一块东柏林的地。

当年，奥斯曼·卡林为留下这块地，与当局多次较量。今年他去世了，他的家人仍在照看这片菜地和树屋。

奥斯曼的孙女芳达回忆说：“我17岁的时候，高中美术课老师曾经给我们看世界著名建筑，解释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有个星期我们看了埃菲尔铁塔，接下来的那个星期，老师给我们看的是我爷爷的树屋。

班上的男同学一看都笑开了，说了很多怪话，因为它形状的确很怪，惹人发笑。我当时正是十几岁的青春期，觉得羞愧极了。班上有个同学是我好朋友，她本来想告诉大家这是我爷爷建的，我用眼神制止了她。”

芳达回忆的是16年前的事。现在芳达说，她为爷爷建的树屋感到无比自豪。

奥斯曼·卡林的这块菜地位于柏林市米特区 （Mitte） 和克罗伊茨伯格区（Kreuzberg）的交界处。当年，米特区属于东柏林，克罗伊茨伯格区属于西柏林。

如今，这块地和树屋周边，环绕的是现代办公大楼和住宅公寓，树屋外有很多涂鸦画，里面随意混搭的家具都被水泥固定在地上了。

1961年到1989年，柏林墙将这两个地区一分为二，也成了这块三角形菜地的一边。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柏林墙，才有了这块地。

1961年8月的一个晚上，钢筋水泥隔离墙建在边境上，铁丝网挂了上去，武装警卫带着警犬开始在这道铁丝网的东边巡逻。

但是建筑工人留下了死角。在正式的公文中，东西柏林的交界线，应该穿过一条名叫贝桑尼恩达姆（Bethaniendamm）的街道，在这里形成一个直角后再继续向前延伸。但是施工时却没有按照这个规划，而是让铁丝网直线穿过街道。

这样一来，东柏林的这片呈三角形的土地就被留在了西柏林。

即便后来铁丝网被扩建成了两道墙，这块三角形的土地仍然保留下来，成为东西两边的“死亡地带”。

也就是说，这块面积为350平方米的土地没有谁可以用：西德政府没有所有权，东德政府过不来也就用不了。

很快，西柏林克罗伊茨伯格区的居民们开始把这里当成扔垃圾的地方，里面堆了各种旧家具，还有人来这里洗车。

各式垃圾在这里一堆就是20年，直到退休不久的建筑工人奥斯曼·卡林1982年搬到克罗伊茨伯格区来住。奥斯曼来自土耳其中部尤兹加特（Yozgat），他要为自己退休后的大把时间做个打算。究竟做点什么好呢？

他从公寓楼上往外看，这片垃圾堆特别扎眼。于是他决定就从这里开始，把垃圾清理干净，给自己一个园子。芳达说，爷爷当年就想要一个地方种点菜。

芳达说，“他有那种乡下人的脑筋。他在老家有大房子、有地，有毛驴四处走，而到了德国，这些都没有了，只能拘束在公寓里。他真的想走出去，活动活动筋骨。”

奥斯曼·卡林对园子计划很上心，每天从早忙到晚，废寝忘食。他的老伴法迪克，得从公寓楼下来给他送饭。

他在园子里种了桃树、苹果树，还种了他吃得最多的大蒜和洋葱。

到了那个时期，东德已经派驻了武装部队把守柏林墙。墙边能听到士兵们带着狼犬巡逻的声音，也能看见他们在瞭望塔上监视着西柏林。

柏林墙历史

卡林开始清理垃圾两个礼拜后，东德边境的卫兵过来找他，看他究竟要干什么，要确保他不是在柏林墙下挖地道。

他们看到他不过是在开园子，便允许他继续开下去，条件是他的菜地果树必须离墙至少三米远。

东德卫兵回去后不久，西德警察来找卡林，要求他不要在这块地方活动。

卡林大声回答说：“老天爷给了我这片地。我才不怕你们，你们想霸占我的园子，先把我杀了吧。”

东德士兵在附近的岗哨里看到了卡林和西德警察的交涉。他们应该看到卡林让西柏林当局很恼火。于是为了让对方更加恼火，东柏林当局告诉卡林他可以使用这一整块地方。

园子开在“死亡地带”最窄的地方，因此这里也是很多人挖地道和出逃的地方。卡林两次亲眼见到逃跑者被枪击死亡。

东德卫兵对他每天的存在逐渐习以为常。每天早上，他都会向站岗的士兵挥手。他还给他们洋葱。

每一年士兵们会给他写圣诞卡，有时候还会给他一瓶红酒。

“我爷爷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滴酒不沾。他不知道的是，这些酒都被我爸喝了。”芳达说。

“他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好，他才不管你是在墙上站岗放哨的士兵，还是西柏林的警察。如果你想要大蒜、喝茶、吃点心，他就会请你去园子里。有的大学生会到园子里来做作业。”

1980年代，西柏林的克罗伊茨伯格区出现大规模“另类生活运动”，城里的无政府主义朋克们对卡林非常尊重。

“他们会来找我爷爷，因为他们觉得他很酷，反体制、为了园子反政府。我爷爷称他们是战士，说他们会保护自己和园子。”

芳达说，“这些朋克们称他Leo，也就是狮子的意思，因为他争强好斗。所有一切简直不可思议。”

1983年，卡林开建园子的第二年，他建了一个棚子。之后在园子中央一颗树旁，他的树屋成型最后建成了两层楼。树屋里安了电线，通电又通水，有一个卧室和一间书房。慢慢的，它名声远扬，被称为“柏林墙边的树屋”（das Baumhaus an der Mauer）。

芳达还记得童年时夏天在爷爷园子里烧烤。“他手里总有新鲜的洋葱和大蒜。这些就像盐和胡椒一样是他离不开的佐料。桌上没有洋葱他就不吃饭。我觉得，天天吃洋葱是他长寿的原因。”

“我们土耳其饮食中用很多洋葱和大蒜，街坊邻居，所有土耳其主妇们都会问他要新鲜出土的洋葱和大蒜。他把园子扩大了一点，开始把洋葱、大蒜拿到街头市场上卖。我记得爷爷借了一个背孩子的婴儿布兜，每个星期把洋葱放在婴儿兜里背到街上去。”

开始的时候，卡林从公寓里提水灌溉菜地。但这太累人了，于是他在附近的教堂找到了一个旧水泵，从那里取水浇菜。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泵，而是西柏林紧急储备饮水泵。从这样的水泵取水是违法的。卡林被发现了，收到一张600欧元的罚单。

卡林的德语不好，不够他写信申诉，于是他的儿子迈赫迈德·卡林写了一封申诉信。芳达后来发现了这封她爸爸亲笔写给官员的信。

“你好，我很难过因为你跟我爸说，他是个贼。我很生气也很难过你这么说我爸，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偷过啥。他以为他取点水浇菜是没事的。没钱给你，非常谢谢。迈赫迈德·卡林”

奇妙的是，这封信居然起了作用。

芳达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的是，德国当局看到这封信后居然就把罚单取消了。我当时应该可以用标准的正式语言帮我爸写这封信，还打印出来寄过去，他们看了应该会继续要收罚款。但是他们居然放了他一马。”

1989年，柏林墙倒了，柏林城合二为一，德国统一。卡林的园子一夜之间又回到米特区的范围，不再归克罗伊茨伯格区。

那时候，卡林是当地人心中的英雄，一个敢于反抗政府，敢想敢干的著名老人。人们认为他身上有克罗伊茨伯格区的精神，不过在米特区，没有人知道他，在米特区看来他就是一个占用公共地方的赖子。

米特区政府决定把卡林赶出这块地方。当克罗伊茨伯格区民众知道之后，他们发起游行支持卡林，最关键的支持来自园子旁的圣托马斯教堂。

芳达说：“教堂的神父帮我们写信给区政府，教堂还拿出了一份1780年代的文件；那是一份老地图，显示园子是在教堂拥有的土地上，这样教堂就有权说，卡林是获得教堂允许使用这片地的。”

这份文件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拿到法庭上未必能成为有效的文件，但是民间的反对声音引起区政府足够的重视。

最后，区政府正式将边界线沿着柏林墙以前的方位做了调整，把园子从米特区划到了克罗伊茨伯格区。这里是园子曾经、现在和永远的位置所在，更是它精神上的归属。

奥斯曼·卡林2018年4月去世了，享年96岁。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脾气越来越暴躁，但是在他情绪、身体都不错的日子里，他还是喜欢在园子里休息。

现在卡林的儿子负责打理园子，而孙女芳达把园子里收获的洋葱和大蒜用在她的现代土耳其食品生意上。多年以来，卡林拒绝了很多上门来买地的人，并不是说这块地归他所有可以卖，而是因为随着地价不断上涨，开放商越来越难避开。

卡林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历史画卷中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小小角落，但是与大自然的斗争却是他赢不了的战役。

芳达说：“你现在能看到树从房前长了出来。”

这是一棵来自亚洲的樗树，又名天堂树。这种树生长迅速，扩张能力超强，又被人称为地狱树。

“我爷爷说，他不需要这棵树，它占了太多地方。树很大，根长得到处都是。他也试过砍掉树根，跟这棵树斗了好多年。”

“这棵树就像他一样，很倔。他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它。他说，好吧，就让它在那里吧。现在，这棵树穿透了房子，穿透了墙，是树屋的一部分。它就像我爷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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