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大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香港

近24年來，香港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一個政治試驗場，試驗的主題是定義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分野。

威權主義和民主制度這兩套完全不相容的價值觀，能否在一個城市裏共存，即便不那麼和諧，至少也能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包容？

這正是1984年中英協議的初衷，它為1997年香港最終移交中國奠定了基礎。

所謂「一國兩制」，是為了讓香港保留其言論自由、獨立的法院系統以及其儘管有限但仍具活力的民主制能至少持續到2047年，而享有它主權的國家——中國則繼續保持其死板的一黨專政。

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中國精心安排的全國人大通過實質上的一致性投票，對香港的政治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場面，標誌著這一試驗付諸東流。

正如中國經常指出的那樣，香港的前殖民統治者在給予其民眾民主權利方面行動遲緩。

這種拖延很可能有好的理由，例如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就警告說，任何引入自治的企圖都會導致入侵。

儘管如此，被交給中國的香港儘管在普選方面的民主不充分，卻還有其他長期享有的自由，這些自由是其作為無拘無束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自貿港地位的重要基石。

「雖然我們從未有過民主，」香港民主黨前發言人劉慧卿對我說，「但諷刺的是，我們幾十年來享有的自由、人身安全和法治水平，遠高於一些舉行定期選舉的地方。」

這些傳統與中國政府的政治主宰者所實行的治理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自那以後，這種緊張關係一直是雙方圍繞「兩制」的含義展開爭論的核心。

轉折點

中國稱，它一直在努力維護《基本法》，這是一部旨在體現《中英聯合聲明》精神的迷你憲法。

北京表示，它甚至還善意地試圖制定第45條，凖備在香港推行行政長官普選。

2014年的「雨傘運動」使這一計劃化為泡影，原因是人們對北京將繼續行使否決權的候選人遴選機制感到憤怒。

北京試圖頒布《基本法》規定的《國家安全法》的行為也引發了抗議。

歸根結底，問題的徵結並不是計劃改革中的技術性問題，而更多的是深層次的不信任感。

大多數國家都有國家安全立法，所有的民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都不完善，但鮮有這些國安法機構是受到一個崛起的威權超級大國所監督。

而對於陷入困境的香港民主運動而言，一個悲劇是每當它試圖反抗北京時，都會發現自己的處境比以前更糟。

轉折點來自於2019年聲勢浩大的、並時有發生暴力的抗議活動，抗議者們反對當局通過一項引渡法案，可能允許香港的嫌疑人被送往中國大陸受審。

混亂給了北京最終通過《國家安全法》所需要的借口，這幾乎在一夜之間對抗議效果產生了寒蟬效應。

該法列出了「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和「勾結外國勢力」等含糊而籠統的罪行，並以引渡的可能性為中心特徵。

嚴重的案件可以移交內地審判，而監督程度遠低於被否決的《逃犯條例》規定的情況。

在1月一系列清晨的突擊行動中，55名政客和活動人士被捕，目前有47人被起訴。

僅僅是舉著抗議標語或穿著抗議T恤就足以讓人被拘留。

香港泛民派人士在去年選舉前舉行了非官方初選，以作為一種戰術，增加他們贏得立法會多數席位的機率，這看起來已幾乎成功。

他們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民主投票。這一結果證實了他們的努力得到了廣泛支持，但也讓北京感到驚嚇。

立法會的初選計劃也最終適得其反。表面上是出於疫情原因，選舉被取消了。北京方面引入了目前已得到全國人大蓋章的改革方案。根據這一方案，泛民派贏得多數席位的機會已不復存在。

該方案實施後，所有候選人都要經過一個由忠於北京人士組成的委員會的審查，以確保他們是「愛國者」。劉慧卿認為該方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如果他們要在香港施行一種制度，讓選民實際上被剝奪選舉權，使我的政黨或其他親民主人士無法獨立、自由地參加選舉，那麼『一國兩制』就結束了，」她說。

民主讓位

就連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們似乎也暗示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

葉劉淑儀是新民黨的創始人，在立法會擁有席位，她也是行政會議成員。

雖然她堅稱「一國兩制」並沒有結束，但她似乎不太確定香港是否會繼續包容民主。

「我認為北京可能正在探尋一種走向替代體制的運動，就像一些西方思想家所倡導的『知識菁英製』（epistocracy），由知識更淵博、信息更豐富的人統治，」她說。

我對她說，這樣的制度聽起來非常不民主。

「民主制度沒有內在價值，除非它能帶來好的結果，」她回答說。

「我們進行了23年的民主實驗，結果遠不能令人滿意。我們在很多方面表現不佳。」

中國官方媒體似乎也在改變口徑，稱「一國兩制」向來不是指兩地的政治制度差異，僅是需要保持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

簽署移交協議的英國人可能曾經希望，隨著中國實現現代化、實施內部改革，並在政治上向香港靠攏，協議核心的根本矛盾將得到解決。

如果的確如此，事實證明這是一廂情願，中國可以說比簽署條約時更加專制。

「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不能成為一個破壞中國安全的地方，」葉劉淑儀說。「如果他們認為目前的制度不可持續，可能的選擇將是讓香港融入，甚至是在2047年之前。」

正在發生變化的是香港，而在這兩套互不相容的價值觀之間的長期鬥爭中，最終讓步的是民主。

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她知道自己在冒險，即使是接受外國媒體採訪。

「當然有風險，」她說，「但坦率說，我不認為我違反了《國家安全法》。」

「但正如我所說……如果他們說，哦，是的，你違反了，好，就這樣吧。也許採訪結束後，會有人來敲我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