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沉默之城

在武漢市郊一個村莊的小房間裡，一位神婆正一邊吟唱，一邊敲著桌子。在她對面一位女士輕輕啜泣。2月初，她44歲的弟弟因患新冠肺炎去世了，她始終無法原諒自己沒能挽救他。

儀式結束後，王女士（受訪者不願透露全名）說，神婆收到了來自陰間的信息，她的弟弟王飛並不責怪她。「飛飛說他不怪我，」她用家中慣用的小名稱呼他道。「我弟弟試圖安慰我，讓我接受他死亡的結局。」

她的弟弟在新冠病房中孤零零地死去，隨後的日子是在一堆絕望的短信中度過的。

「我感覺好累，」他在其中一條寫道。「拖太久了病情。」

王女士的內疚感源於這場全球大流行病最殘酷的一面——患者被迫與他們的家人隔離。

「我沒法在醫院照顧他，」她對我說。「我得知他走了的消息，一直是不能接受的。我弟弟不在了，我們王家就破碎了。」

她想知道她弟弟的治療情況，例如他是否得到了妥善的照顧，以及是否還能有更多辦法來挽救他。

警方已要求王女士不要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她選擇無視這些潛在的風險。

我們和另一名女士約好了採訪，但她來和我們見面時身後跟著警察和便衣。當她上了我們的車後，我們被攔下了。

在武漢東湖岸邊，我們在夜色下見到了另一名受訪者。他說因為他公開談及父親死亡的經歷，被警察上門找了兩次。

對於疫情的受害者和記者來說，如果想要了解疫情如何及為何出現在武漢、能否在最初階段更好地控制疫情，並不是容易的事。但位於這場全球性災難的震中，這些問題需要被提出來。

王飛在1月中旬開始感到不適，當時中國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僅為三人。今天，全世界有1300多萬人感染，至少50萬人死亡，疫情迫使所有經濟體陷入封鎖。 

正是在這座城市，第一批病例被發現了，也正是在這裡，人們開始與病毒抗爭。病毒溯源工作也必須從這裡開始，這可能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也是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不斷升級的宣傳戰的核心所在。

新冠病毒是否像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的那樣來自大自然，仰或是從實驗室洩出的？

王女士說，她的弟弟是一名司機，但幾乎沒有離開過武漢。在他44年的人生中，武漢這座中國中部城市，從工業衰落的一潭死水發展成為欣欣向榮的國際商業和交通樞紐。但是，如果說王飛碰巧經歷了武漢的復興，那麼他最後的日子則與武漢這場災難緊密相連。

今年1月初，醫護人員開始意識到這種疾病具有高度傳染性，並開始在院內自行實施隔離措施。

但當局並沒有提醒公眾，反而讓醫務工作者噤聲。李文亮醫生曾試圖在一個私人工作聊天群中提醒同事們注意預防感染，結果被警察訓斥並簽了訓誡書。

在1月18日這個週末，當局仍堅稱這種病毒沒有傳染性，但王飛已經開始感到不適。他去了醫院，醫生給他開了退燒藥後讓他回家。「網上說不傳人，醫院還是有醫生戴口罩的，」他告訴姐姐。

即使現在，她也能想起她如何用官方的說法安撫弟弟。「當時我還跟我弟弟說，這是有限傳染，可防可控，」她說。「當我回想的時候，警示確實不夠。政府應該及時警示大家……其實他需要的是很實實在在的治療， 不是這種很虛無的勸告。這是我很內疚的地方。」

當時離中國農曆春節僅有一周，王飛取消了全家的慶祝計劃。

相反，他每天都在醫院外排長隊等候。但由於病人太多，床位卻不夠，他每每回到家已經筋疲力盡。

「弟弟太相信國家和政府是愛他的，會保護他的，」王女士說。

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這是全球首個被封鎖的城市，並在後來成為抗擊新冠疫情時間最長、措施最嚴厲的嘗試之一。

幾天後，王飛的病情惡化，家人呼叫了救護車，但被告知前面有600多人在排隊。七小時後，他終於被送進了醫院。

在醫院，王飛發現當地的醫療系統已不堪重負。他在給姐姐的短信中抱怨說，即使是讓醫護人員照顧他的基本需求，比如幫助喝水都很困難。他的病情繼續惡化。2月7日，被警方訓誡的李文亮醫生在同一家醫院去世，王飛的情緒更加低落。他發短信對姐姐說，「李醫生（醫護）條件那麼好都走了，我一個普通人（還有什麼希望）？」

但時至今日當局還在讓武漢的醫務人員噤聲。在一家醫院外，我們採訪了一名護士，她向我們介紹了她在前線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經歷。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後她騎車離開了。隨後，兩名一直在監視我們的便衣警察從街邊走了出來，他們用手握住護士的車把，把她截停下來。

我能看得出他們很嚴厲地對她說話，但當我們趕過去時，他們已經讓她走了。幾分鐘後，這名護士打來電話，要求我們刪除採訪內容。為了她的安全，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同意。

當然，信息管控長期以來都是中國體制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它也成為故事發展的核心。

武漢的封鎖措施最終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但中國面臨著來自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指控。後者指責稱，中國在早期的拖延和掩蓋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場全球危機。在任何疾病爆發的早期，即使是幾天時間也會對傳播的速度和規模造成很大影響。

一項研究表明，如果當局早一星期採取行動，中國的病例數量可能會減少66%。當局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堅稱，面對一種不為人知的新疾病，他們的反應已非常迅速，並強調世界衛生組織也對此表示了讚揚。

如今，中國政府正積極將自己與西方政府進行比較，甚至公然嘲笑西方的應對措施混亂。  

它讓那些可能會質疑這種說法的人閉嘴。

儘管民主政府的失敗已被自由媒體全面揭露，但在中國卻鮮有這樣的問責。在這裡，即使只是公開談論死去的兄弟，也會招來警方的注意。

我們申請採訪中國的人大代表、高級衛生官員、學者、科學家和醫生，總共有20多人，但沒有一個被批准。我們向中國的衛健委、外交部和科技部提出了有關危機初期信息公開的問題，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王飛住的地方離早期成為疫情焦點的華南海鮮市場只有幾步之遙。儘管被稱為海鮮市場，但市場內的野生哺乳動物交易並不罕見，它們往往被當成野味出售。如今，市場已經關門。

最初，這座市場被懷疑是疫情爆發的「原點」，人們認為病毒正是在這裡通過動物感染了人類。

這種新病毒如今已被命名為「Sars-CoV-2」（中文慣稱為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它屬於冠狀病毒家族的一種，它的名字源於其棘狀或冠狀的表面。大量類似病毒已被證明是由蝙蝠攜帶的。

其中一些病毒被認為有可能感染人類，它們要麼直接從蝙蝠傳給人，要麼是先感染另一種動物作為中間宿主，然後再傳給人類。

一種理論認為，這是中國再次爆發冠狀病毒疫情的原因。2002年11月，中國已經歷過一場冠狀病毒疫情。

SARS冠狀病毒（後被稱為「非典」或「沙士」）被認為是通過果子狸從蝙蝠傳播到人類身上的。果子狸是一種在中國南方市場上常見的毛茸茸的小型哺乳動物。

中國當局最初拒絕承認疫情。幾個月後，SARS在全球範圍內造成774人死亡。

近20年後，第一批新型冠狀病毒病例出現在了武漢王飛所生活的區域。一項研究發現，這批病例的近半數都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

因此，人們普遍猜測這種病毒的中間宿主可能是市場裡出售的動物，便不足為奇了。

但在對從市場多個環境樣本進行檢測後，中國似乎已否定了這一理論。雖然市場中發現了病毒的痕跡，但並未在任何動物樣本上找到其蹤跡。官員們得出的結論是，疫情很可能是從別處開始的，擁擠的市場只是加速了疾病在人際之間的傳播。

不過，大多數科學家仍然堅信，不管是在市場上還是在其他地方，新冠病毒會自然地從動物傳染給人類。

他們指出，由於人口增長和人類對自然棲息地的侵佔等因素，這種「外溢」事件會越來越多。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家袁國勇博士今年1月參加了中國國家衛健委安排的武漢實地考察。他表示，他說「外溢」理論是該病毒起源受到最多人支持的結論。他表示，這相當重要，因為從SARS到其他的禽流感疫情，這類現象時有發生。

「H5N1是第一個警鐘，之後是SARS，接著是長三角流域的H7N9，現在是新冠病毒，」他對我說。

「所以，如果你問我最大的可能性是什麼，那就是病毒來自市場，來自出售野生動物的市場。」

他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野生動物交易仍應是防疫工作的重點。

他表示：「改變文化並不容易，但我們必須改變。」

找到病毒來源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如果新冠病毒來自於某一特定動物物種的感染庫，那麼它可能有著繼續爆發的風險。

5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通過一項決議，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追蹤可能的中間宿主。中國剛剛宣佈，中方已同意世衛組織派出調查組前往中國進行調查。但科學家們認為，找到宿主並非易事。

我們向中國國家衛健委、外交部和科技部發送多個相關問題，包括是否已有研究開始檢測可能傳播病毒的物種，但我們的問題並未得到解答。

在關閉的華南海鮮市場外，我們的拍攝被攔下。「我不管你來自哪裡，」當我解釋自己是一名外國記者時，一名警察對我說。「中國為控制疫情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你需要宣傳正能量。」

在此同時，王飛正在被新冠病毒的一些顯著症狀所折磨，而這正是以上理論的部分依據。

如今，全球各地的醫務人員已對這種惡化的情況非常熟悉。

他的肺部被病原體破壞，充滿了液體和白細胞，血液中的氧氣急劇下降。「我的心跳是每分鐘160，但血氧飽和度只有70。我快死了，」他在給妹妹的消息中寫道。

第二天，即2月8日，王飛發出了最後一條信息。「救救我，頭上出星星了。」幾小時後，他去世了。

在4月30日，美國總統介入了這場爭議。有記者問他：「你是否看到什麼證據，讓你有很大信心認為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病毒的源頭？」

「是的我有。是的我有，」特朗普（Donald Trump）回答道。

其他政府官員也加入進來，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指責稱中國有所謂的「管理不合標準的實驗室的歷史」。

但是，儘管美國聲稱擁有實驗室洩露的「大量證據」，卻未提供任何證據。

隨著這一理論如今成為美中兩國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爭端的核心，批評總統特朗普應對美國國內疫情的人士將其視為一種煽動情緒的煙幕彈，以轉移國內的指責。

不過，一些科學家認為，為了防止陷入可能的陰謀和宣傳泥潭，實驗室洩露說不應該被草率忽視。

他們表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科學辯論之一，不僅對中國有影響，對美國同樣如此。

武漢病毒研究所收集大量蝙蝠冠狀病毒並對其進行實驗並非只是一次獨立的冒險。

這是一項國際重要合作的一部分，其重點是應對不斷增加的外溢事件風險和新型流行病對人類的威脅。

武漢的一些研究是與美國科學家合作的，並得到了美國慷慨的資金支持。

研究將不同病毒的部分基因組拼接在一起製造出新的病毒，即嵌合病毒，使用了一種在世界各地實驗室裡很常見的技術。

科學家們對此類研究的利處和風險一直存在嚴重分歧。

支持者說，它可以幫助我們預測病毒將如何在野外出現，並有可能幫助開發藥物和疫苗。

反對者說，這樣做可能適得其反。

他們認為，通過操控病毒使其更具傳染性或更致命，可能會導致一場由實驗室製造病毒引起的人為大流行病。

這些風險可能包括實驗室工作人員在野外採集樣本、處理實驗室動物或用活病毒進行實驗時，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感染。

例如，自從SARS爆發以來，研究傳染病的實驗室已發生四次獨立的洩漏事故，其中兩起2014年發生在北京的病毒研究所。

其中一次，一名研究人員在實驗室呆了兩周後感染了SARS，她隨後感染了母親和一名護士。她的母親隨後去世，而護士又感染了幾名其他人。

一種導致大流行的新冠病毒與一個專門研究它的實驗室出現在同一座城市，石正麗似乎最初也承認了這個巧合。

當她在12月底得知疫情爆發時，她自己想到了病毒所冷凍室中儲存的病毒。

在接受《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訪問時，她說她記得自己想過，如果是新冠病毒引發了疫情，「它們可能來自我們的實驗室嗎？」

儘管實驗室洩露說在互聯網和美國政界傳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科學家們駁斥。

相反，如今科學界的共識是自然外溢事件是新冠病毒出現的最可能原因，這一說法被廣泛接受。

這種反轉不僅是因為這種外溢現象以前也發生過，還因為石正麗本人提供的一個關鍵證據。

據《科學美國人》報道，為了證明自己的實驗室與疫情無關，她開始「瘋狂地」檢查實驗室中已保存的實驗記錄和樣本。

她在一份2月份的論文中報告了她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匹配毒株。

該毒株是2013年她的團隊從一隻蝙蝠身上採集的，名為RaTG13，其與新冠病毒的相似性高達96.2%。

雖然這聽起來很接近，但據估計，兩者之間3.8%的基因差異需要幾十年的進化時間才能在自然界發生。

如果新冠病毒是從她收集的冠狀病毒毒株中洩露出來，那麼實驗室要麼含有新冠病毒本身，要麼需要有更接近的毒株。

「這真的讓我鬆了一口氣，」石正麗對《科學美國人》說，「我已經好幾天沒合眼了。」

今年3月發表在醫學雜誌《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上的一篇論文對可能的實驗室洩露論的討論影響最大。

它的最終結論是病毒不是在實驗室中製造的，如今這已被廣泛接受。

作者認為，前文所述的新冠病毒棘突蛋白的特別特徵，即它與人類細胞的高度結合親和性以及它的蛋白酶切位點，一定來自於自然界。

他們的證據是基於複雜的計算機模型。作者認為，如果科學家事先使用這種模型來分析新冠病毒蛋白與人類細胞結合的強度，那麼結果預測的結合強度將比實際情況弱得多。

換句話說，病毒的結合強度是電腦無法預測的。因此，他們認為，科學家不可能製造這種特殊的病毒。

此外，他們還表示，要想在實驗室中製造新冠病毒，需要從一種基因序列比實驗室現有的新冠病毒遠祖RaTG13相似度更高的毒株開始。它不可能通過不存在的病毒憑空製造。

作者認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病毒在疫情爆發前，就已在未被發現的情況下在人類或動物中傳播了數月或數年，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特別特徵。

「我們非常仔細地考慮了與實驗室的潛在聯繫，我們沒有一開始就否定這種可能，」該論文的主要作者、美國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免疫學及微生物學系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對我說。

「很明顯，所有可用的數據都與新冠病毒的自然演進完全一致。沒有科學數據表明這與實驗室有任何關聯。」

「大多數與實驗室有關的理論都是陰謀論，」他補充道。「它們對控制新冠肺炎的努力造成極大破壞，並引發不必要的人類痛苦。」

儘管《自然醫學》論文得出的結論得到廣泛的接受，但一些科學家並不認為這能證明病毒沒有被某種方式操控。

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是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的醫學教授，他還是澳大利亞新冠疫苗研究領軍者之一的Vaxine公司的董事長兼研究主管。他認為，由於新冠病毒具有與人體細胞結合的「驚人」能力，實驗室操作假說仍需被考慮。

他不同意前文所述的，如果不是電腦模型預先算出的，便無法發生的觀點。

「在科學領域，很多事情都是在放手的基礎上完成的，而很多事情的發生完全是偶然的，」他對我說。「你知道，很多諾貝爾獎都是在意外的基礎上獲得的。」

另一些學者則提到了武漢過去的實驗。在這些實驗中，不同的病毒基因組片段被拼接在一起，以研究棘突蛋白是如何與人類細胞結合的。

他們指出，在武漢收集到的數百種冠狀病毒毒株中，沒有辦法知道是否有比RaTG13更接近新冠病毒的。

此外，RaTG13本身也是被猜測的對象。

BBC通過一個中國權威數據庫的研究人員獲得證實，該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此前在論文中提到的RaBatCov/4991病毒是同一種病毒。

該機構對於改名沒有任何解釋，但2016年的那篇論文明確指出，這種病毒似乎是SARS病毒的一種新變種。

彼得羅夫斯基教授表示，鑒於武漢病毒所對此類病毒的興趣，如果沒有繼續研究下去是很奇怪的。但直到今年，RaBatCov/4991才通過新名字RaTG13重新出現，成為最接近新冠病毒的親屬。

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微生物學家和生物安全學者理查德·埃布里特（Richard Ebright）表示，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完全排除任何形式的實驗室洩漏說。「一項可信的調查需要調查人員不受限制地研究設施、樣本、記錄和工作人員，以及對設施進行不受限制的環境採樣並對人員進行血清學抽樣。」

美國政府今年4月在一份聲明中說，情報部門不認為病毒曾被人工修改或製造，但政府將繼續「嚴格審查新出現的信息和情報，以確定疫情是通過接觸受感染動物開始，還是由武漢一家實驗室的事故造成」。

我們向石正麗教授發送了採訪申請但遭到拒絕。我們向武漢病毒研究所查詢他們是否已開始進行任何調查，若沒有，他們是否願意進行類似調查，但我們亦沒有收到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