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辑：让人眼界大开的苏联时期照片

1945年的5月2日，苏联红军刚刚从纳粹手中解放柏林，红军的三名士兵和一名摄影师爬上了柏林国会大厦的屋顶。其中一名士兵爬到了一个小的塔顶上，挥舞着一面像是苏联国旗的旗帜。在他的后方，屋顶边缘的德国英雄人物石雕像剪影永远定格在大步迈向前的一刻。这一张照片后来成为了经典的战地摄影作品，也是一个有关新闻图片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记载的有趣课题。

哈尔代伊（Yevgeny Khaldei）所拍摄的《胜利的旗帜》在伦敦阿特拉斯画廊（Atlas Gallery）题为的《苏联摄影大师作品展》（Masterpieces of Soviet Photography）展出。阿特拉斯画廊的共同创始人伯德特（Ben Burdett）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文化栏目（BBC Culture）说：“照片背后有很好的故事，也有一丝神秘感。这是一张摆拍的照片，但出发点合理。第一次举起这面旗帜时，没有摄影师来捕捉这个画面。于是哈尔代伊第二天和士兵们一起回去，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因为他们想要拍一张苏联旗帜在柏林国会大厦楼顶飘扬的照片。”

据说由于缺乏真正的旗帜，这些士兵带着一面由摄影师的叔叔用三块红色桌布缝成的旗帜，锤子和镰刀也是缝上去的。据《纽约时报》称，哈尔代伊的父亲和姐妹当时已被纳粹杀害，在看到美国摄影记者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拍摄的《硫磺岛升旗》（Iwo-Jima）作品之后的两个月，他就请自己的叔叔做了一面临时的旗帜带到柏林，便于拍摄他自己的标志性摄影作品。

伯德特表示：“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最具历史性的战争摄影作品之一。后来，事实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当时攻占柏林的苏军士兵會掠夺死去的德国人身上的贵重物品，位于照片前景的苏联士兵手腕上正戴着抢来的手表。随后，苏俄当局决定，这并不是他们希望展现的形象，因为照片披露了苏联士兵们掠走德国士兵身上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照片后来被修改过。因此照片有好几个版本：有一个版本中，一位士兵戴着三只手表，一只手两只，另一手一只（这应该是真实的原始版本）。而流通的版本大多是这个士兵戴着一只手表，或者不戴手表。这和卡帕（Robert Capa）的《士兵之死》类似，某种程度上是《士兵之死》的俄罗斯版本——典型的战地摄影作品。”

苦涩的事实

此次展览的照片都来自时年95岁的摄影师波罗杜林（Lev Borodulin）的个人收藏，《勝利的旗幟》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双重含义贯穿了整场展览。展览的照片一方面刺耳地宣传苏联的伟大，与此同时也通过试验性的技巧来暗示其中的细微差别。展览的共同策展人卡兹内尔森（Maya Katznelson）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文化栏目说：“有时候，你看到一张照片获得第一个印象，但随后你了解到历史真相，才知原来完全有另一张不同的照片。苏联摄影师完成了许多大师级作品，同时也打造了苏联文明似乎很宏伟的神话。我认为他们的创作近乎英雄主义。即一方面拍摄出意识形态正确的照片，另一方面又在有限的可行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进行艺术表达。”

伯德特表示：“波罗杜林自己就是一个苏联时期的摄影师，20世纪50至70年代期间在苏联生活，拍摄了很多知名的照片——主要是体育运动，任何体育相关的主题他都拍，而且通常是英雄主题的作品。”波罗杜林在过去的70年间收集了约1万幅摄影作品，用阿特拉斯画廊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将当年艺术只能为苏联社会主义宣传服务时期的摄影作品收藏并保留下来。”波罗杜林的收藏横跨俄罗斯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时期，照片来自杂志、档案馆以及像俄罗斯国家通讯社（TASS）这样的图片社。

卡兹内尔森说：“波罗杜林的收藏让许多照片幸免于难，这是最早的一批苏联时期摄影藏品之一。”虽然这一收藏覆盖了苏联的各个时期，但她认为，二战期间的图片是最为触动人心的。“当时摄影记者身处生死的边缘，完成了大师级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是用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有的则长时间存放在档案里，战后几十年都未曾发表过。”

波罗杜林在这些照片中找到了特殊的含义，他在特拉维夫的家中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文化栏目说：“对我而言这是件私事。我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在战争中被杀害，我自己受了两次伤。我当时随军从莫斯科一路进军到柏林。这场战争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国家的轨迹，也改变了我周围所有人的命运，而我希望人们能够铭记这段历史。”当哈尔代伊拍摄柏林的沦陷时，德国国会大厦仍有交火。据波罗杜林说，哈尔代伊是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胜利的旗帜》。两个人后来熟络了起来。“哈尔代伊和我私下是好朋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回忆战争年代……而且每次我走到他曾经居住的小型摄影工作室时，我总能看到这张大概一米宽的照片，我俩就坐在照片前面。”

本次展览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俄罗斯历史的视角。伯德特说道：“展览非常丰富，涵盖了整个斯大林年代，整个苏联时代、二战、冷战及其之后的时期。有一些拍摄于斯大林年代最黑暗的时期——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些照片完美展现了现代俄罗斯的发展与建设过程，尤其通过重工业以及农业体现的发展。”

但除了历史记录外，伯德特和卡兹内尔森更为着迷于这次展览中的另一方面。伯德特说：“我们对苏联摄影的审美发展以及艺术手法更为感兴趣：建构主义派、十月党人——他们是俄罗斯人中的包豪斯。我们选了苏联多位摄影大师的作品，有沙谢赫特（Arkady Shaikhet）、哈利普、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和伊格纳托维奇（Boris Ignatovich）等人。”

这种苏联美学的中心元素之一由摄影师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很多照片一个共通点是作品中的人物那种亢奋欢乐是相当虚假的，摄影师在拍摄时力图捕捉到这样的表情。这是这批图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们以此作为宣传卖点。这种美学之所以变得流行，正是因为它的怪异——充满了戏剧性。”

但苏联摄影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它与宣传强大国家的苏联战无不胜相去甚远。伯德特说：“俄国摄影尝试刻画的是一种西方所没有的实验性与即兴创作。俄罗斯摄影师所发展的这种特别的摄影风格涵盖多种不同的手法，诸如非常规的剪裁和镜头角度等。很多时候用对角线构图，而非水平垂直的方形构图。此外摄影师常常俯视或仰视而非直视拍摄物体；他们还经常对照片作剪辑和拼贴。”

卡兹内尔森说，苏联构建主义派艺术家“将自己定义为进行政治革命的创新艺术家，他们试图用新式艺术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十月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摄影。“那十年——1925至1935年间——苏联新闻摄影是世界上最为前卫的。”

即便前卫风格不再受当局欢迎，摄影师仍然在拓宽边界打擦边球。卡兹内尔森表示：“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盛行，即以现实主义为形式，社会主义为内容，拍摄的形象是用来传播乐观主义，传播必胜的意志以及精神的力量。”

伯德特认为，政治宣传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实验研究。“摄影师被要求创作出看上去充满胜利感并且正面积极的作品，所以很多摄影师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来展现生活，部分通过这种非常规的角度。仰视或俯视物体能为照片中所进行的事物带来戏剧化的视角。”

卡茨尼尔森认为：“通过苏联摄影，你不仅可以追溯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能看到他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拍摄什么以及怎么拍。”当波罗杜林被问及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时，他回忆起了自由尚受限制的20世纪60年代。“我最喜欢的大概是那张被审查的跳水运动员照片吧。那张照片被称为‘飞行的屁股’。那是1960年的罗马，我第一次前往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去‘资本主义’国家。我很开心我拍下来了，那时我才刚开始职业生涯，在奥哥尼奥卡杂志社（Ogoniok magazine）当摄影师……那张照片后来被选作杂志封面。”

但这张照片受到了来自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的批评。苏斯洛夫是苏联共产党非正式的首席意识形态主管。波罗杜林回忆，苏斯洛夫在俄国真理报（Pravda）上发表的文章说：“对奥哥尼奥卡杂志社而言，刊登这类照片并不好，因为太过前卫及太过于形式主义了。”尽管如此，他仍将其视作一种赞美。“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我被称为大师，他们说‘像波罗杜林这样的大师拍摄这样的照片是不恰当的。’”

展出作品中最近期的照片展示了俄罗斯社会自1920年代以来的发展演变——以及这场展览为何能够提供如此特别的历史视角。伯德特说：“此次展览与美国同时期类似作品的展览、《生活》杂志的展览、欧洲图片邮报（Picture Post）展览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一张名人的照片。”

“这里没有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或者猫王艾维斯（Elvis）之类的照片——苏联没有名流文化。直到你看到这张1961年拍摄的精彩照片《加加林》（Yuri Gagarin）。直到那个时间点，俄罗斯才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名人——加加林是第一位。他拥有非常帅气并且充满英雄气概的外貌，同时是第一位登陆太空的人，所以他成为了俄罗斯的知名英雄——但当时已经是1961年，相比起全世界流行文化发展来说已是一个相当晚的年份。这几乎是本次展览最新的照片，也算是为苏联这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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