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与媒体“第四权”的激烈对撞

“黑记！曱甴（蟑螂）！你以为真的有‘第四权’吗？为什么你不拍示威者？”“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采访？你的委任证（辨识警察的证件）在哪儿呢？”这些是过去半年多时间里香港示威现场警察与记者之间经常发生的真实对白。

2019年12月底，一名香港防暴警察把记者的身份证，在直播镜头前挥来挥去，触发警员侵犯私隐的忧虑，被称为“直播记者身份证事件”；2020年1月1日元日游行，警方在铜锣湾围捕大批人士，其间把封锁范围扩大附近多条街头，媒体没能拍摄到现场的警员执法画面……这只是香港示威中警（察）记（者）对立场景的最新案例。

香港“反送中”抗议半年来，记者与警察的关系每况愈下。多名香港记者与媒体指控，在示威现场遭遇警员辱骂和暴力对待、被警方用强光照射至不能拍摄、被强行脱下防毒面具、或是有警员被指向记者聚集的方向发射投射物。多名记者曾在冲突中被警方发射物击中而受伤，包括眼睛受伤的印尼记者。

另一方面，香港警方坚持否认曾暴力对待记者，并指记者常常逗留在示威者与警察中间，阻碍他们执行职务，亦担心有人假冒记者，或是有激进示威者混在记者人群当中。警方会就报道文字内容向香港媒体发信寻求澄清，亦会发出声明，反驳对所谓“警暴”的报道。

受伤和被捕的记者

香港摄影记者何先生对BBC中文表示，警察和记者的关系越来越差，记者受攻击和被捕的风险越来越高。

多次在前线采访的何先生表示，曾经多次目击警方把枪口指向记者群，亦有刻意向记者群投掷催泪弹和施放胡椒喷雾，并用警棍和盾牌阻止记者拍摄。

他表示，警方如果用“现场混乱”为由误伤记者并不合理，“现场全部记者都有明显的服饰辨认，如果在冲突期间冲上前‘中椒’，记者好难怪他们。但更多的情况是，一群记者聚在一起，附近没有任何一个示威者，但同样会被警方攻击，这才是问题所在。”

何先生说，没有听过记者在现场用不好听的字眼称呼警察，也没有使用粗言秽语，一般是突然被查或被妨碍采访时发生争拗，大部分记者被查问时都愿意出示记者证。但相对来说，警方经常不出示委任证，常常称呼记者为“黑记”，无故不让记者拍摄。

“‘警暴’的说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透过很多媒体拍下的片段，突然对没使用暴力、只是大叫表达不满的平民直接喷胡椒水，有人因为大叫‘反对警察’，就有一大群防暴警察冲上前制服市民，警察就是担心自己的违规行为被拍下来变成罪证，”他说，“他们的行为没有认受性，所以越来越讨厌传媒。”

何先生指出，警察和记者关系恶化不单是现场冲突，也包括警方资讯透明度越来越差，记者会上犹如“人肉录音机”，不正面回应核心问题，试图以公关伎俩带过问题，“在前线看得越久，你越发觉他们的回应荒谬。”

被问到香港记者会否在冲突前线走得太前，何先生回应称，一些学生和网媒记者在抗议初期较为进取，是有一定风险。但到后期，记者们已累积经验，懂得掌握进退的时间，可警察对待记者的态度并没有改善，“一样喜欢骂记者，质疑任何质疑他们的声音，有时候他们好像把黄色背心当成目标，而不是针对激进示威者。”

综合香港记协声明及过去媒体报导，截至目前这场香港示威中有20多名记者曾经被捕，几十名记者受伤。一名印尼记者采访时右眼受伤失明，至今仍然无法追究责任。

自去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以来，示威者、人权组织和民主派政党已多次指控“警暴”问题严重，但香港警方多次表态，称警方只是使用适当武力，过程合法，没有任何一名警员因示威活动执法问题被问责。

香港记协主席杨健兴对BBC中文表示，总共接获52宗记者投诉个案，47宗记者受伤个案，但相信很多媒体没有上报个案。

记协表示，大部分记者伤势被指来自警方，大量片段亦显示，记者即使站在行人路，身边无示威者，都遭到警员呼喝、拉下防毒面具，被用警棍和盾牌撞，用胡椒水喷射，甚至有警员向记者群发射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

七个传媒工会早在7月曾发起名为“停止警暴，捍卫新闻自由”的静默游行，有超过1500人参与。11月，有记者在警方记者会上抗议，令双方关系更为紧张。香港政府及警方高层去年11月曾与多个新闻界团体会面，曾确认记者采访天职和权力应予以肯定，不应受任何武力对待，但前线警察之后仍然多次攻击记者和阻挠采访。

杨健兴说，半年以来警方对待记者的情况“一样是这么差”，没有任何改善，而很多个案中，警方执行职务时没有明显辨识，令记者或一般市民也难以追究。

媒体想捉“警察工作不好的地方”

大批身穿黄色背心的记者经常在示威现场穿梭，每当得悉冲突出现便赶到该处拍摄。有些规模较小的冲突中，现场的记者比涉事人更多。

警方发言人曾多次表示，一直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明白拍摄警方行动是传媒的工作，如果记者受不合理对待，警方会作出跟进。

不过，前线警员对记者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代表基层警察的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曾经表示，记者经常逗留在警方防线与示威者对峙区域之间，此举严重阻碍警方工作，警方应付突发场面时，难以兼顾暴露在危险位置的记者。

协会主席林志伟曾经指控，媒体是想抓住警察工作中一些不好的地方，令他们的报道更吸引，想打击警队士气。他认为这是令市民对警察误解的主要原因。

他指记者在香港不需登记，记者在香港处于一个“无监管”的状态，有时无法认证传媒身份，如果有人令警察在执法上困难，无论是什么职业，也会用法律去处理。

香港曾有少数声音要求成立法定机构负责签发官方记者证，但香港政府表示，无意这样做。而这种建议亦遭新闻界强烈反对，担心一旦由官方发出记者证，会对小型媒体、学生媒体带来影响，亦增加了政治审查记者资格的疑虑。

在“撑警”群体和建制派的舆论中，不少人认为记者太多，阻碍警方执法，或是质疑有人假扮记者。但杨健兴说，警方口头说记者妨碍警方行动，但从未提供具体个案，能够讲出有记者在确切时间或地点妨碍警方行动。而同样地，亦没有清楚个案显示警方曾捉拿一个“假记者”。

“现在已拘捕近7000人，你说记者妨碍警方行动，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没有记者妨碍，他们会拘捕更多人，从数字上理解不到他们重复这个论述的原因，如果有这些事情，希望他们说得清清楚楚，不要含糊事实，这是误导公众。”他说，“不可以说记者与他们理论、争议采访权，就指他们是阻差办工，这不合理。”

示威现场拍什么怎么拍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表示，香港媒体在这次反修例风波担当“见证的角色”，透过直播去把现场画面带到观众前，这和以往记者消化现场消息再作报道的方式不一样，这种不经过滤把实况传达给读者的方式，令警方担心。

他说，很多前线警察投诉记者较少拍摄示威者的行径，但事实上，记者有记录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媒体及网上也有很多示威者“私了”（指对政见不合人士动用私刑）和“装修”（示威者将破坏设施及店铺行为称为“装修”）的画面，但同一时间，记者亦会拍下警方拘捕示威者的过程，让公众去评论警方执法过程使用过分武力。

“警方担心对他们不利的事情曝光，会阻碍工作，令市民观感不好，事实上过去半年，观众透过直播，都感受到警察执法问题，”杜耀明说，“他们现在是只手遮天的时候，任何阳光的力量都令他们崩溃。”

去年8月31日，警方在香港太子地铁站把记者赶离场，引发公众疑虑，里面发生的事情，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杜耀明说，太子站事件反映警方陷入两难，在官方不被信任时，很多人不相信他们的解释，警方还是需要记者等客观的依据。

一些前线警员质疑，媒体所指的“第四权”并不存在。第四权（又被称为第四阶级）是指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种制衡力量，一般所指是媒体以及监督上述三权运作的力量。

他认为，一些警员对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的认知存在扭曲，以为“第四权”是由警方赋予，但事实上这并不正确，除非记者明显阻碍警方，例如记者上前制止警方冲前捉人，但大部分情况并非如此。

他承认难以确保现场所有自称记者的人都是“真记者”，但多宗事件明确反映，许多香港记者在明确展示自己的记者证后，仍然在现场受到警方滋扰，例如被强行脱下防毒面具，被警员在镜头前出示身份证等等，这些不礼貌和粗暴对待，最令新闻界愤怒。

杜耀明指出，如果示威者假扮记者，警方是可以有相应行动，但理论上，新闻权利并非只是保障新闻机构，这是属于人权、资讯权、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只是记者不应把自己视为示威者，角色上不应混淆，不应阻碍警方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