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性别：女性承担的更多琐事和受到威胁的性别平等

联合国妇女署的全球新数据表明，新冠疫情可能使过去25年来获得的某些性别平等成果化为乌有。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女性正承担更多家务和家庭责任。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阿妮塔·巴蒂亚（Anita Bhatia）说：“我们25年的努力可能会在一年内付之东流”。

就业和教育机会可能会丧失，女性身心健康可能会受影响。巴蒂亚说，照顾家庭的负担，可能带来“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性别固有观念”的风险。

即使在这场大流行之前，据估计全世界每天160亿小时的无偿工作中，女性大约承担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男性每做一小时的无偿工作，女性就要做三小时。现在这个数字更高。巴蒂亚说：“新冠疫情前，女性的无偿劳动时间是男性的三倍多，我向你保证这个数字现在至少增加一倍。”

虽然联合国妇女署进行的38项调查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数据也显示类似变化。“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女性实际上并没有返回职场，”巴蒂亚说，“仅在9月的美国就有大约86.5万名女性退出劳动市场，而男性则有20万名退出。护理负担和身边没有其他人（分担）导致这样的结果。”

联合国妇女署警告说，工作女性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会对女性福祉、经济能力的提升和独立产生可怕影响。

BBC巾帼百名系列与三名女性进行交谈，探讨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她们的工作。她们写下日记记下如何度过一天。

“我每天都达到极限”

即使在新冠大流行之前，日本女性平均花在无偿护理工作和家务上的时间几乎是男性的5倍。

天和田（Ten Wada）是一名驻东京的品牌顾问。封锁前，她在托儿所做兼职老师。

“现在是凌晨5点，我正在拼命完成这篇文章。截稿日期没几天了，但我喜欢提前完成。‘妈妈的生活’不可控，我不希望这种不可预知的生活让我丢工作。”她在日记中写道。

天和田说，在做家庭教育、膳食安排、工作和洗衣服等工作后，属于自己的时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封锁期间，天和田和丈夫都在家工作，但他们的日子很不一样。“他从早上9点半工作到下午5点到6点半左右，他可以奢侈地拥有一个房间专心工作，但我没有这种奢侈，” 她说，“我确实觉得这有点不公平。”

天和田说她做了80%左右的无偿工作，其中包括在家教育3岁的女儿。“前两三个月很糟，精神上我几乎每天都达极限，女儿会哭，我也会哭。”她回忆说。

联合国妇女署首席统计师帕帕·塞克（Papa Seck）说，“我们观察到的影响令人担忧，其中对女性而言，包括高度压力和心理健康挑战。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工作量增加。”

“我不得不独自完成所有事”

黛丽娜·维拉斯奎兹（Delina Velasquez）是玻利维亚南部Cercado省塔里哈市（Tarija）的 一位农民。

她每天的工作通常从早上5点左右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温室工作和做家务。但每隔两个月，她会到市里的农贸市场去卖菜。“在地里干活很累，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在家里还有其他任务。但现在女儿帮我，她是我的得力助手。她在家里、在田里、在温室里帮我。”她说。

传统的性别规范强化男性承担养家糊口，女性承担家务成为家庭主妇的观念。“当谈到孩子的（无偿）援助时，父母更有可能采用女儿而不是儿子的帮助，”塞克说。

但黛丽娜很高兴，她可以在大流行期间与家人有更多相处时间。“以前，我必须独自在苗圃里做所有事：买种子、储存、繁殖、浇水、做饭、清洁，”她说，“但现在放假了，女儿帮我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小儿子在苗圃里帮我，丈夫也有更多时间陪我们，帮我们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这对我来说更轻松了。”

“女性可以拥有一切”

伊耶玛·科拉（Ijeoma Kola）博士是一位居住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尼日利亚裔美国女性。

她说，自己之所以能在新手妈妈和工作中找到平衡，部分原因是丈夫很支持她，他们有能力雇人帮手。“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说可以负担得起经济帮助。但我还是每天6、7点起床，照顾儿子。”她说。

伊耶玛说，社会的经济结构对女性不利，长久灌输的性别规范使普通女性不可能拥有一切。

“女性可以拥有一切，但不是同时拥有，也要有重大牺牲，"她解释说，"我非常幸运，即使没有拥有全部，也能拥有大部分。”能雇人帮忙，让伊耶玛家人在疫情中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很痛苦，"她说，"我有很多工作做，而且无法完成任何专业工作，因为我做了很多家务。”

虽然丈夫在育儿方面是个好搭档，在打扫卫生、洗碗、洗衣等事情上都带头做，但她认为管理家庭的责任落在自己身上。

“我脑子里总是在想一些他想不到的事，比如整理杂货清单、如何庆祝儿子的1岁生日、我们是否应该在节日里拍家庭照片，或者安排与朋友们的Zoom聚会，”她说。

不得不忙于处理医疗预约、膳食计划和房屋维修等精神负担可能会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无偿劳动和被低估的价值

女性的无偿工作往往抵得上家庭的护理费，能支持经济发展，弥补社会服务的不足，但很少被官方承认。

“这一点一直被低估，它一直被视为不必担心的事情，因为不涉及（金钱）补偿，”巴蒂亚说，“这场大流行让人们意识到无偿工作确实是世界的社会安全网，它能让其他人外出赚取生产性收入成为可能。但实际上无偿工作却阻碍那些承担护理负担的女性的成长和就业机会。”

承担大部分无偿工作的女性要么会减少从事有偿劳动的时间，要么会延长工作时间。无论哪种方式，往往都会面临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你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大。”巴蒂亚说。

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和企业承认无薪劳动的存在，并实施如额外的家庭假，或额外的带薪假，以及维持托儿所的运转等措施。巴蒂亚说：“这不仅仅是权力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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