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辑：重回法国凡尔登 见证残酷的一战战场

我和几个朋友顺着布满青苔的林间小路穿过弗莱利-德文特-杜奥蒙特（Fleury-devant-Douaumont），一个坐落在法国东北部乡间的小村庄。昨晚下了场大雨，空气中仍有薄雾，鸟儿藏在我头顶茂密的树冠里叽叽喳喳地欢叫，而我脚下神圣的土地里，则埋葬着成千上万无名士兵深深的沉默。

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是一战期间历时最长的战役，也是交火最激烈的战役之一，有九个村庄被法德士兵夷为平地。1916年，在长达300个昼夜的激战中，军队动用了巨型火炮不断向战区发射炮弹，其中还包括德国臭名昭著的大贝莎（Big Berthas）重型榴弹炮。炮弹释放的铅、砷和致命毒气造成了严重污染，法国大部分被毁村庄都无法重建。战争中的死难者“为法兰西而亡”。

过去一百多年，仅有一个被毁村庄得到重建，有两个恢复了一部分，剩下六个仍是红色无人区（Zone Rouge），其中就包括弗莱利-德文特-杜奥蒙特。

1918年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认为凡尔登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区域都十分危险，不宜居住，同时因花费太高而放弃重建。虽然区内荒无人烟，大部分都很危险，但法国仍然将被毁村庄列为自治市，甚至指定了市长利用政府资金来接待访客，保存遗留的记忆。有一部分安全的村庄全年开放，此外还建了一些博物馆等景点来纪念为国捐躯的士兵。

红色无人区外有一个名为罗马'14-'18（Romagne '14-'18）的小型私人博物馆，展出了大量战争纪念品，讲述了物品主人的故事。无人区内，在弗莱利-德文特-杜奥蒙特南部，1967年由政府开放的凡尔登纪念馆（Mémorial de Verdun）里陈列着令人惊叹的展品，访客对战争可以有更全面的了解。

几分钟车程之外，杜奥蒙特国家公墓和藏骨堂（Douaumont National Necropolis and Ossuary）里放置着大约13万名法国和德国士兵的遗骸。公墓和藏骨堂下方的小山是一座墓园，里面竖立着1万5千多块白色墓碑，有基督徒、犹太教徒，也有穆斯林，提醒着我们，法属殖民地的部队在凡尔登抵御德军的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这些都很震撼，但当我穿行在弗莱利-德文特-杜奥蒙特及其周边的战壕中时，才开始感受到这场战争真正的规模。

我们走的是一条旧时的通信战壕。从前，士兵们要在碉堡之间来回传递信息。如今，沿路还能看到一些老旧的水泥邮站，但战壕随时有被森林吞噬的危险。突然，小路没有了，我们来到一小块空地上。

“要小心，”我们的向导、历史学家莫赞（Guillaume Moizan）指着地上像根一样长出来的扭曲的生锈金属线提醒到。我们站在一座碉堡的废墟上，上面苔藓密布，碎石和松针散落一地。莫赞捡起一块石头递给我，重量让我出乎意料。

是铅。已经生锈了，是炮弹爆炸后的碎片，我拿在手里轻轻把玩。

头顶上的鸟儿渐渐安静下来。当我低头凝视碉堡残迹上的金属、苔藓和松针时，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一朵粉红色的小花从地上探出头来，在这座露天纪念馆里，有生命延续。

一些历史学家称凡尔登战役为“绞肉机”：健壮的男性被推上战场，饥肠辘辘的战争将他们撕碎吞噬。在这场战事的第一手资料中提到，当时天空中弥漫着刺鼻的烟雾，蓝色、黄色和橙色的炮弹火光犹如一场恐怖的烟花表演，照亮了夜空。死者无法从战场上转移出来，活着的士兵被迫在战友腐烂发臭的尸体旁睡觉、吃饭、打仗。

站在森林里，很难想象大屠杀的情景。凡尔登战役的主脑、德国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为了结束这场血战，曾试图诱敌入瓮，“让法国军队流血而死”，但与此同时自己的军队也伤亡惨重。据估计，双方每月有7万人伤亡，总伤亡人数超过70万（估计仍有8至10万人的遗体还在森林中没有找到）。

弗莱利-德文特-杜奥蒙特的市长拉帕让（Jean-Pierre Laparra）让这座战后的鬼城仍有活力。1909年，他的曾祖父在这里定居，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和妻子被疏散出去，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拉帕让的祖父，则留下战斗。

除了几座建筑的石头地基留下之外，小镇已是荡然无存。拉帕让住在附近，经常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过一条建在废墟上的小径，一路上，他会指出各种各样的地标：杂货店、铸造厂、铁铺，还会讲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红色无人区的村庄“象征着至高的奉献”，拉帕让说：“我们必须了解过去，以免重蹈覆辙，永远都不能忘记。”

战争结束后，凡尔登市长将橡果和栗子从满目疮痍的战场上送到英国，作为对法德两国士兵的纪念。有些果子栽种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里，其余的遍布英国各地。如今，它们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红色无人区内的村庄自然环境也越来越好。战后的几十年里，在坑坑洼洼的战壕内外栽种了数百万棵树苗，其中包括维也纳作为战争赔偿所赠予的数千棵奥地利松树。今天，这些挺拔的松树与当年送往英国的大橡树和马栗树共生在这片土地上。

杜奥蒙特藏骨堂基金会主席兼杜奥蒙特市长杰拉德（Olivier Gerard）告诉我：“自然和生命总能延续。”（杜奥蒙特是另一个被毁村庄，就在弗莱利-德文特-杜奥蒙特以北）

一百年来，树木吸收了有毒土壤中大量的污染物，使其他植物得以茁壮成长，这片土地也充满生机。实际上，红色无人区的田园乡村正在变成绿色生态区，尽管土壤中的砷含量比正常水平高出3.5万倍，森林却很茂密。

我们走着走着，莫赞停了下来，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金属物件——一把叉子。昨夜的雨水冲走了表层土壤，露出了战争残留。除了弹壳，有时还会看到军籍牌、头盔甚至骨头。我们盯着叉子看了半晌，我在想它的主人是谁。第一次世界大战入伍士兵的平均年龄是24岁，某人的儿子曾用那把叉子吃过饭，也许享用的是他人生最后一餐。

森林尽头处有座小教堂，是战后建来祈祷和缅怀逝者的。我们绕着它走，我被迷住了。这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建筑，我想起了继父，一位牧师，在我小时候教我的一首诗。

“教堂到了，”莫赞说，他张开双手，挥舞着喊道：“打开门，见见大伙儿！”

我盯着教堂，仿佛看到了当年小镇居民们的灵魂。离开时，一位老人在小路上慢慢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是谁？是士兵的后代吗？还是参与了其他战争的退伍老兵在向弟兄们致敬？我回头看看老人，又看看教堂，再看看远处的森林，森林在满目疮痍的战地上随风摇曳。太阳高挂在树梢，森林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我看到许多新生的白桦树像信号旗一样排开，叶子闪闪发光。

我发现自己还拿着莫赞在碉堡给我的那块炮弹碎片。我松开手，它砰地一声掉在地上。森林上空最后一丝薄雾中，一群鸟儿飞了出来，快速拍打的羽毛从天空划过，那些小生命越飞越高，消失在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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