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與性別:女性承擔的更多瑣事和受到威脅的性別平等

  • 桑德琳·隆貢布(Sandrine Lungumbu)、阿梅莉亞·巴特(Amelia Butterly)
  • BBC巾幗百名系列
Illustrations of Teni's diary

聯合國婦女署的全球新數據表明,新冠疫情可能使過去25年來獲得的某些性別平等成果化為烏有。

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女性正承擔更多家務和家庭責任。聯合國婦女署副執行主任阿妮塔·巴蒂亞(Anita Bhatia)說:「我們25年的努力可能會在一年內付之東流」。

就業和教育機會可能會喪失,女性身心健康可能會受影響。巴蒂亞說,照顧家庭的負擔,可能帶來「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性別固有觀念」的風險。

即使在這場大流行之前,據估計全世界每天160億小時的無償工作中,女性大約承擔四分之三。換句話說,在新冠病毒出現之前,男性每做一小時的無償工作,女性就要做三小時。現在這個數字更高。巴蒂亞說:「新冠疫情前,女性的無償勞動時間是男性的三倍多,我向你保證這個數字現在至少增加一倍。」

雖然聯合國婦女署進行的38項調查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國家,但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的數據也顯示類似變化。「更令人震驚的是,許多女性實際上並沒有返回職場,」巴蒂亞說,「僅在9月的美國就有大約86.5萬名女性退出勞動市場,而男性則有20萬名退出。護理負擔和身邊沒有其他人(分擔)導致這樣的結果。」

聯合國婦女署警告說,工作女性數量的減少所產生的連鎖反應會對女性福祉、經濟能力的提升和獨立產生可怕影響。

BBC巾幗百名系列與三名女性進行交談,探討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她們的工作。她們寫下日記記下如何度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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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達到極限

天和田(Ten Wada)

圖像來源,Ten Wada

圖像加註文字,「前兩三個月很糟,精神上我幾乎每天都達極限,女兒會哭,我也會哭。」

即使在新冠大流行之前,日本女性平均花在無償護理工作和家務上的時間幾乎是男性的5倍。

天和田(Ten Wada)是一名駐東京的品牌顧問。封鎖前,她在托兒所做兼職老師。

「現在是凌晨5點,我正在拼命完成這篇文章。截稿日期沒幾天了,但我喜歡提前完成。『媽媽的生活』不可控,我不希望這種不可預知的生活讓我丟工作。」她在日記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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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田說,在做家庭教育、膳食安排、工作和洗衣服等工作後,屬於自己的時間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封鎖期間,天和田和丈夫都在家工作,但他們的日子很不一樣。「他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下午5點到6點半左右,他可以奢侈地擁有一個房間專心工作,但我沒有這種奢侈,」 她說,「我確實覺得這有點不公平。」

天和田說她做了80%左右的無償工作,其中包括在家教育3歲的女兒。「前兩三個月很糟,精神上我幾乎每天都達極限,女兒會哭,我也會哭。」她回憶說。

聯合國婦女署首席統計師帕帕·塞克(Papa Seck)說,「我們觀察到的影響令人擔憂,其中對女性而言,包括高度壓力和心理健康挑戰。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工作量增加。」

我不得不獨自完成所有事

黛麗娜·維拉斯奎茲(Delina Velasquez)

圖像來源,Delina Velasquez

圖像加註文字,"在地裏幹活很累,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因為我在家裏還有其他任務。"

黛麗娜·維拉斯奎茲(Delina Velasquez)是玻利維亞南部Cercado省塔裏哈市(Tarija)的 一位農民。

她每天的工作通常從早上5點左右開始,大部分時間都在溫室工作和做家務。但每隔兩個月,她會到市裏的農貿市場去賣菜。「在地裏幹活很累,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因為我在家裏還有其他任務。但現在女兒幫我,她是我的得力助手。她在家裏、在田裏、在溫室裏幫我。」她說。

傳統的性別規範強化男性承擔養家糊口,女性承擔家務成為家庭主婦的觀念。「當談到孩子的(無償)援助時,父母更有可能採用女兒而不是兒子的幫助,」塞克說。

但黛麗娜很高興,她可以在大流行期間與家人有更多相處時間。「以前,我必須獨自在苗圃裏做所有事:買種子、儲存、繁殖、澆水、做飯、清潔,」她說,「但現在放假了,女兒幫我打掃衛生、做飯、洗衣服,小兒子在苗圃裏幫我,丈夫也有更多時間陪我們,幫我們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這對我來說更輕鬆了。」

「女性可以擁有一切」

伊耶瑪·科拉(Ijeoma Kola)

圖像來源,Ijeoma Kola

圖像加註文字,「我腦子裏總是在想一些他想不到的事。」

伊耶瑪·科拉(Ijeoma Kola)博士是一位居住在肯尼亞內羅畢的尼日利亞裔美國女性。

她說,自己之所以能在新手媽媽和工作中找到平衡,部分原因是丈夫很支持她,他們有能力僱人幫手。「並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這樣的能力,或者說可以負擔得起經濟幫助。但我還是每天6、7點起牀,照顧兒子。」她說。

伊耶瑪說,社會的經濟結構對女性不利,長久灌輸的性別規範使普通女性不可能擁有一切。

「女性可以擁有一切,但不是同時擁有,也要有重大犧牲,"她解釋說,"我非常幸運,即使沒有擁有全部,也能擁有大部分。」能僱人幫忙,讓伊耶瑪家人在疫情中的生活變得更容易。「有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很痛苦,"她說,"我有很多工作做,而且無法完成任何專業工作,因為我做了很多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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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丈夫在育兒方面是個好搭檔,在打掃衛生、洗碗、洗衣等事情上都帶頭做,但她認為管理家庭的責任落在自己身上。

「我腦子裏總是在想一些他想不到的事,比如整理雜貨清單、如何慶祝兒子的1歲生日、我們是否應該在節日裏拍家庭照片,或者安排與朋友們的Zoom聚會,」她說。

不得不忙於處理醫療預約、膳食計劃和房屋維修等精神負擔可能會對女性身心健康造成傷害。

無償勞動和被低估的價值

女性的無償工作往往抵得上家庭的護理費,能支持經濟發展,彌補社會服務的不足,但很少被官方承認。

「這一點一直被低估,它一直被視為不必擔心的事情,因為不涉及(金錢)補償,」巴蒂亞說,「這場大流行讓人們意識到無償工作確實是世界的社會安全網,它能讓其他人外出賺取生產性收入成為可能。但實際上無償工作卻阻礙那些承擔護理負擔的女性的成長和就業機會。」

承擔大部分無償工作的女性要麼會減少從事有償勞動的時間,要麼會延長工作時間。無論哪種方式,往往都會面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你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如果政府和企業不採取行動,這個問題有多大,影響就有多大。」巴蒂亞說。

聯合國呼籲各國政府和企業承認無薪勞動的存在,並實施如額外的家庭假,或額外的帶薪假,以及維持托兒所的運轉等措施。巴蒂亞說:「這不僅僅是權力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因為女性充分參與經濟活動具有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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