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 合法性危機下的一次次「趕考」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一眾官員離開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總部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移師古都北平（現在的北京），籌備建立新政權。

根據中共官方記載，毛澤東曾形容稱這次進京就像一次「趕考」。自成立之初，他帶領的這個黨經歷多場戰爭，又在幾次生存危機後發展壯大。

六十多年後，現任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019年7月來到西柏坡考察時，也坦稱中共「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仍然嚴峻」，「『趕考』遠未結束」。

從1921到2021，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中國共產黨從左翼思潮中誕生的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組織，到用一支以農民軍為主力的部隊挑戰當時執政黨國民黨並取得勝利，再到一個帶領十幾億人口打造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政黨，」考驗」——其自身合法性的問題——始終貫穿中共百年史。

「這（合法性的問題）是中共一直面臨的主要挑戰，」卡迪夫大學冷戰史專家謝爾蓋·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稱。「因為這個黨希望奪取權力，並永遠掌握權力，而要這麼做，僅用武力是不夠的。你還必須要建立合法性，得到人民的認可，而這一直是這個黨的一個問題。」

第一場危機

1921年中共成立之時，中國存在多種政治力量並存與軍閥混戰，既有國際社會承認的北洋政府，也有國民黨建立的廣州國民政府，亂世之中，國際共產主義的理念吸引了許多左翼人士。

對於早期的中共追隨者們而言，俄國十月革命給了他們極大的鼓舞。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只有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政黨在尚未完全實現工業化的俄國可以奪取政權，讓中共的先驅們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心。

「他們認為，如果革命可以在歐洲文明的邊緣地帶成功，那麼在與俄國接壤、更落後的亞洲農業大國中國，革命成功的機會就更大了，」政治社會學家、香港博源基金會學術委員丁學良解釋稱。

在俄國促成的1924至1927年間的「國共合作」下，中共的黨員數量迅速增長。根據中共官方發佈的數字，1921年中共「一大」舉行時，其在全國黨員數量僅為50餘名，1927年「五大」前後，這一數字已達5萬7千多人。然而在這之後，中共旋即迎來一系列危機。

1927年4月，針對北洋軍閥等共同革命目標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擁有百萬黨員的國民黨對共產黨進行圍攻，雙方開始了長達10年的戰爭。在1933年的第五次圍剿開始後，中共節節敗退，被迫開始舉世聞名「長征」，期間損失慘重。根據官方數據，中央紅軍主力自1934年10月出發時人數為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陝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而萬里長征結束時，抵達會師地點的紅軍力量僅3萬餘人。

這次挫折極大衝擊了中共「共產主義革命必勝」的說法，使得許多人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產生了懷疑。

據中共史學家分析，這場危機後，毛澤東的幾項決策逐漸使中共走出困境。比如他提出，中共要放棄蘇聯在大城市進行暴動的策略，走「農村包圍城市」，重視農民力量，他還堅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理念，即應靠武力手段獲取及鞏固政權。

而這時，抗日戰爭又給中共帶來了一絲生機。在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的條件，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圍攻由此停止。

美國長島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夏亞峰分析稱，抗日戰爭對於中共的重大意義在於，「如果沒有日本全面侵華，蔣介石可能把中共都消滅了」。毛澤東自己也曾對日本人多次表示，日本侵華使得「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沒有日本的皇軍，中共「不可能最終奪取政權」。

抗日戰爭致中國「國破家亡」。但客觀上來看，中共力量在戰爭期間迅速壯大。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的第二年（1928年），中共全國黨員人數僅剩下4萬名，而在抗戰結束的1945年，中共黨員數量已變成121萬。四年之後，中共在北京建政。

毛時代的「人禍」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其一系列重大決策失誤又導致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等危機的出現，以及1989年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每一次危機，都對其執政合法性帶來了嚴重考驗。

「合法性問題對於理解1949年掌權後中共的演變過程至關重要，」拉欽科表示。「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不得不持續改變對自身的合法性的敘事。」

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一直面臨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

而當「新中國」先後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與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自信心到達了一個高峰。毛澤東認為，是時候通過趕超美國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了。他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到，追趕美國，是中國的「一種責任」。

美國「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呀？」他問道。

「你趕不上……那你就不那麼光榮，也就不那麼十分偉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1958年，在「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的號召下，「大躍進」運動全面拉開帷幕。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口號的帶領下，全中國各地的鋼鐵產量與糧食產量目標的制定脫離實際，嚴重虛高，最後不得不虛報產量以達到政治目標。根據《天津日報》報道，在毛澤東視察過的天津新立村，1958年10月1日該地報告了水稻畝產（一畝約為667平方米）超過12.4萬斤的驚人數字。

此風下，各地不得不從農民處高指標徵購糧食，使得農民手中存糧急劇下降，加之超越自然規律的冒進生產給環境帶來的巨大破壞，糧荒甚至饑荒開始出現，中共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

根據不同記載，期間數千萬人民餓死，甚至「人吃人」的事件都時有發生。有研究稱，在「重災區」安徽省，創辦了該省第一個人民公社的無為縣內，「各大隊不斷組織人民公社社員專門掩埋屍體，因屍體太多，埋屍的社員也饑餓而空乏無力，只將屍體草草掩埋」。當地村民回憶稱，「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伙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 」

在這之後，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又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十年文革導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殺在內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至今沒有一個正式的統計，綜合一些專業學者的研究結果，這個數字可能從兩百萬到兩千萬不等。

這些災難是在多種原因下造成的。但是專家表示，中共統治本身的一些特徵值得引起注意。

拉欽科指出，中共的政治體系高度依賴最高領導人的決策，而當毛澤東不願退位，終身掌握權力時，他的行動可以不受任何牽制，其結果便是「中國遭遇的災難」。

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賽奇（Anthony Saich）則指向了中共強調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共產黨宣言》中曾指出，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運動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共產主義者，你便站在了歷史勝利的一邊。

「他們永遠有一種樂觀主義精神，覺得哪怕事情出現了嚴重問題，最終還是會變好的，」他表示。「而這有時會導致問題的產生」。

「在此基礎上，重要的一點事，這個黨總是認為自己不會犯錯，或者當不能犯錯，錯的永遠是那些把黨帶上彎路的邪惡的個人。」

在建政早期的空前災難之後，中共卻得以存活，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劍橋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稱，在「人類歷史最嚴重的饑荒」之後，按理說這本應使中國共產黨「徹底失去其合法性」，但這以及之後的多場嚴重危機顯示，「他們的確可以從中恢復，且他們的恢復力頗為讓人震驚」。

方德萬編寫多本有關中共歷史的著述，包括最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十個人生中的一個世紀》（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他表示， 中共能夠起死回生的其中一種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對歷史的敘述。

從中共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到「大躍進」、文革、「六四」等災難性事件，中共都有其不同於外界的敘述方式，且時常發生變化。2021年，中共為迎接建黨百年出版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其中在文革部分刪去了「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等語句，在講述「大躍進」部分時，甚至沒有提及因此導致的「三年自然災害」。

「控制歷史敘述是中國共產黨對自己進行合法化的重要一種方式，」方德萬表示。「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為了紀念100週年，對歷史的敘述會吸引如此多注意。」

夏亞峰則指出，中國的走向通常是由內部發展、尤其是領導人的選擇決定的。而很多時候，對外關係的危機也可以被用來鞏固國內統治的合法性。這一點在抗日戰爭時已有所體現，在「大躍進」之後，中共則又利用了中印衝突。

中印兩國在50年代起便由於邊境爭議致使緊張局勢不斷升級。1962年，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命令軍隊推行「前進政策」，向爭議邊界地區推進，他認為中國不敢攻擊印度，同時也沒有讓印軍有足夠的凖備抵禦中國軍隊可能的反擊。

夏亞峰指出，毛澤東堅持要同印度作戰。他曾對前線指揮官張國華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佔了我國的領土西藏……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

這場戰爭最終持續一個月，期間1000多名印度人死亡，3000多名印度人被俘，中國士兵死亡人數不到800名。

「這鞏固了中共政權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儘管中國剛剛經歷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但最終還是打敗了印度，中共再次利用了危機，」夏亞峰說。

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及「文革」結束後，在「文革」期間遭到打壓、且有留學經歷的中共新一任領導人鄧小平試圖通過淡化意識形態、改善人民生活，為政權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據。

同一時期，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內外發展均迎來空前機遇。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將其黨內指導思想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放」，放寬對資本的控制、對個人與社會的控制。

包產到戶等政策使得農戶有權選擇自己種植的作物，剩餘產品還可以自留或在集市上交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放棄所謂「大鍋飯」或收入相對有保障的國營單位工作而「下海」或自謀生路；文化生活也不再僅有「樣板戲」，年輕人可以選擇聽鄧麗君和麥當娜，看日本名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影視劇作品，還可以跳起迪斯科。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78年的中國人均年國民產值僅為229美元，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絶對貧窮線下，而到1989年，這一數據已經增長到712美元。

然而政治改革躑躅不前，腐敗泛濫，民怨不斷。 1989年6月，鄧小平最終選擇動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各界民眾進行「清場」，釀成震驚中外的天安門流血事件。加之當時多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共產黨政權陸續瓦解，天安門大屠殺給中共帶來了空前的統治危機。

拉欽科稱，當中共看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失去合法性並垮台後，他們得到的教訓是，「做好對自己人民使用武力的凖備」。「（他們的教訓是）永遠不要允許針對政治改革的任何形式的行動，永遠不要放鬆對權力的控制，因為一旦你留出了一點空間，便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開始失利。」

而與蘇聯相比，中共政權之所以可以在冷戰結束後繼續發展，關鍵一點在於他們提升了中國人的生活質量。由此，「中國找到了蘇聯在80年代結局的出路，」拉欽科表示。

中國在1989年之後的經濟發展成效明顯。1989年時，中國GDP總值為3478億美元；而中國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202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100萬億，達101.5986萬億元。中共再一次度過合法性危機。

但哈佛大學教授賽奇認為，這種合法性敘事也有其脆弱性，因為這種成就「是可以度量的」。

伴隨經濟發展，中國社會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比如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工作模式「996」，以及空氣污染等。

「作為一名公民，我的經濟狀況在改善嗎？我是不是要遵循996模式？還是我要躺平？我周圍的空氣有所改善嗎？水污染有改善嗎？這是每名個體可以根據世俗的標凖來做出判斷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來講，它是脆弱的。」

習近平的「考驗」

自90年代，尤其是習近平於2012年中共「十八大」掌權以來，反腐成為了中共內部治理的一大武器，也成為其政權合法性敘事的組成部分。

習近平上台後的「反腐」行動尤其引人注目。他曾在2017年初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三億人民」，「放過他們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對黨不負責任」。

202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肖培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紀檢監察機關已立案審查385萬件案件，查處408萬9000人，給予黨紀和政務處分374萬2000人。

在這之中既有基層官員，也有被認為是習近平政治對手的中共高官。賽奇稱，由於過去作為政治鬥爭武器的意識形態在改革過程中變得「不那麼站得住腳了」，而反腐是人們可以理解的概念，於是，「反腐運動代替意識形態成為了中國黨內鬥爭的主要武器」。

與此同時，在習的統治下，中國遠離了「韜光養晦」的對外方針，引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全新敘事。

賽奇稱，目前的中國領導人更有自信，他們「既對自己所認為的自身好的發展模式有信心，也認為西方的理念和時間終將幻滅」。

在國外，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導致與周邊國家關係日益緊張，中國外交官們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風格迎來其他國家反感，而中國當局近兩年來在多個問題上遭遇國際社會批評，其中包括北京被指侵犯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人權的問題，對香港民主派的打壓，以及新冠疫情溯源問題上的透明度等。

但分析人士指出，在這背後，是中共試圖使用民族主義鞏固其內部統治，維護其合法性敘事。

「中國的人民認為他們處於西方包圍之中，這實際上給了共產黨繼續掌控權力的機會，」拉欽科如此表示。

但賽奇指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是一種雙刃劍，其危害在於當受到內部民族主義者鼓噪，中共很難及時叫停。

「一旦有人認為中國示弱，這個黨便可能受到其更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的批評……但與此同時，這種情緒也讓中共與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澳大利亞、日本、歐盟，甚至一些一帶一路國家中產生許多摩擦點。」

走過百年之後，中共已經成為世界執政最長的政黨之一，但維護執政合法性預計將會繼續成為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

「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方德萬稱。「雖然一直以來中共都能適應劇烈的改變，但這不意味著未來的中共會一如既往按既定方針走下去。」

「如果有人認為今日的局面會永遠持續下去，我敢說這個預言不會成真，」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