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一场影响中国每个角落的疫情

北京一个寒冷的早晨，一段原本平淡无奇的通惠河城区河道旁，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雪地里书写着巨大的汉字。

在倾斜的混凝土河堤上逐渐形成的文字，是给一名死去的医生的。

“送别李文亮！”作者写道。最后的感叹号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刻上去的。

五周前，李文亮因试图提醒同事这种新型病毒的出现而遭到警方处罚。

后来，他自己也被病毒感染而去世。悼念他的话语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前所未有地在全国引发强大的民愤。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被世卫组织（WHO）正式定名为“Covid-19”，但关于它，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在它最后一次跨越物种屏障、感染第一例人类患者之前，它很可能潜伏在一种尚未被确认的动物体内。

而这种病毒可能最初来源于一只蝙蝠，在传染给另一种动物宿主后，据信这些动物被养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内，那里存在着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

目前，科学家们试图绘制出病毒从起源到流行的致命轨迹，但暂时没有确切结论。

但当他们在夜以继日地测算病毒扩散速度和风险的同时，有一件事却没有争议。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被发现的一个月后，已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根基产生了影响。

这个以千分之一毫米计的一小片基因，已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和经济灾难。它使得超过1000人丧生，损失达数百亿元人民币；它让整座城市被封锁或交通枢纽关闭，大约7000万居民处于隔离状态，无法离开；它也暴露了一个以社会控制为最高价值的政治体系的局限性，一场悲痛和愤怒的海啸正冲击着审查制度的层层铁板。

中国统治精英面临的冲击和风险显而易见。他们做出的反应印证了这种风险——命令军队、媒体以及从最高级政府到最基层的村委会都采取行动。

其后果现在完全取决于一个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他们能否完成控制疯狂疫情的艰巨任务，如果可以，需要多长时间？

在世界各地，人们似乎不确定如何应对本国发现的少量病例。

公众情绪似乎在恐慌和自鸣得意之间摇摆——恐慌是由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照片引起的。自鸣得意的情绪则源于很多新闻暗示，这种疾病的风险并不比流感更严重。

来自中国的证据表明，这两种反应都是错误的。

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很低，仅有百分之零点几，但因其在全球流行而令人忧虑。

每年有数百万人感染流感，尽管死亡比例极低，但总数仍然惊人。这对个人来说是悲剧，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沉重的医疗负担。

早期评估表明，新病毒可能至少和流感一样致命——这正是为什么人们正努力阻止它成为另一种全球流行病的原因。

一项新的评估表明，它可能会更加致命，导致多达1%的感染者死亡。

对任何个人来说，这种风险仍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估计是平均值——就像流感一样，风险更多地落在年老体弱的人身上。

但中国的经历证明了两件事。

首先，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这类病毒在人群中大量扩散时，对医疗系统带来的潜在影响。

武汉市几天内就新建了两所医院，向2600名病人提供床位，大型体育场和酒店也被改建为隔离中心，可以容纳上万人。

尽管做出这些努力，但许多人仍难以找到治疗方法。有报道称有人在家中死亡，但并未被登记进官方数据。

大多数专家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透明和信任的基础上，有良好的公共信息发布和适当且及时的政府行动。

但在一个威权体制下，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对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的重视，让信息透明度和信任匮乏。

中国的反应有时看起来很惊慌，例如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对违反者严厉执法。但这样做的原因是，最初的反应举动看起来有些自鸣得意。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很多警告在早期被当局错过了，甚至被刻意忽视。

2019年12月下旬，武汉的医务人员开始注意到一种病毒性肺炎的不寻常症状，其中一部分人与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市场有关。

12月30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在一个私人医护人员聊天群中发表了自己的担忧，建议同事们做好防护。

他曾见过7名患者，他们似乎患有类似于“非典”（沙士，Sars）的疾病。2002年起，这种由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也被认为从野生动物开始传播，后来在全球范围内造成774人死亡。

但在几天后，李文亮被警方传唤，他签署了一份训诫书，文中批评他发布消息是“违法行为”。

此事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官方电视台高调报道称，武汉市共有8人因“散布谣言”被调查。

不过，当局当时很清楚疫情正在爆发。在李医生发布消息次日，中国便通知了世卫组织。一天后，作为可疑病毒来源的市场被关闭。

尽管病例成倍增加，医护人员亦担心“人传人”的传播正在发生，但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保护公众的措施。

当武汉召开年度的市级“两会”时，医生们已经在设立隔离病房，并预计会有更多的病人入院。

但共产党官员们在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这种病毒。

中国国家卫健委持续通报称，这种病毒的感染人数有限，并且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其可能“人传人”。

1月18日，武汉当局容许当地社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宴席，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其目的是创下一项展出最多菜肴的纪录。

两天后，中国终于证实，“人传人”确实正在发生。

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第二天，在武汉举行了一场春节团拜会，来自湖北省各地的官员和代表观看了演出。

一家官方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演员流鼻涕、感到身体不适，但“克服了对肺炎的恐惧……赢得领导的赞赏”。该报道随后被仓促删除。

当中国当局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并于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时，已经太晚了——疫情已失去控制。

在武汉的交通线被切断之前，估计有500万人已在春节前夕离开这座城市，前往全国和世界各地旅行。

一些人开始把这场灾难称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地方未能成功向上级传达坏消息，而上级则将政治稳定的短期利益置于公共安全之上。

被噤声的李文亮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很快他发现，自己也被感染了。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去世，留下一个5岁的儿子和怀孕的妻子。

由于当局未能及时发出警报，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危机已全面爆发。

武汉官员指责更高级的官员没有授权他们发布这些信息，而高级官员们似乎正准备对武汉官员秋后算账。

然而，这名仅因为试图保护同事而被禁言的男子的死亡，却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不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体制本身的愤怒浪潮。

民愤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的审查人员似乎不确定什么该审查，什么该放行。

微博话题 #我要言论自由 在被屏蔽前，吸引了近两百万次阅读。

意识到这股情绪的浪潮，当局开始向李医生表达敬意，迅速将他誉为国家的英雄。

不用被投票所困扰的中国统治者，对动摇他们统治的风吹草动都有着恐惧。

曾动摇历代王朝的战争、饥荒和疾病给了他们借鉴，让他们有一种对不可预见危机的敏锐历史嗅觉。

他们也会更清楚地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对前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什么。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政治专家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对BBC说，“无法预知李文亮的死是否会成为更大事件的催化剂。”

“但当他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出时，人们涌起的朴素情绪表明，这个国家存在深深的挫败感和愤怒。”

然而，正是因为感受到历史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持久痴迷于掌权，更加强大的国内安全机构正提供协助。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套体制经受住了政治动荡、毁灭性的地震和人为的灾难，证明了它的韧性。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暗示了当前的风险有多大。本周，他冒着风险拜访了北京一家医院和病毒控制中心，会见了与病毒战斗的卫生工作者。这是他自危机开始以来第一次到现场。

相比之下，总理李克强已被派往武汉前线，并被任命为一个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来处理疫情。

虽然在国家遭遇灾难时，中国总理往往会出面安抚民众，但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委托其他人访鄂有着另一个明智原因。

“习近平在这场危机中的缺席再次表明，他并没有像实际操作中那样完全发挥指挥作用，”布兰切特说，“他显然担心这场危机会打脸，所以他把下属推到了中共应对危机的台前面对公众。”

随着习近平下令高级官员“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管控”，已经有迹象表明，审查制度正再次加强。

几天前，我与律师兼自媒体创作者陈秋实通了电话。他在疫情爆发后前往武汉，试图对现场情况进行独立报道。

他和活动人士方斌拍摄的视频被广为浏览。视频中显示的不再是爱国的军人医生队伍，也不是官方媒体集中报道的新医院大楼，而是人满为患的候诊室和尸袋。

陈秋实告诉我，他不确定能坚持多久。

“审查非常严格，如果人们分享我的内容，他们的账户就会被关闭，”他说。

后来，他失踪了。

陈秋实的朋友和家人认为，当局对他进行了强制隔离，试图让他闭嘴。

中国领导人现在发现，他们的命运与每天公布的感染情况图息息相关。这些图表由各个省份和城市分别发布。

有迹象表明，这一特殊的防疫措施可能正在产生效果——在疫情中心湖北省以外，每天新感染的人数正在下降。

如今，中国已被近乎冻结了一个多星期。由于重启经济的必要性，全国已开始缓慢复工。

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严格的隔离措施仍将继续，但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正陆续返回城市。监测和管理他们行动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居委会。

这将很难平衡。

如果过于强硬，由于消费者对疫情的严重心理恐惧，可能会进一步扼杀经济活动、商业和旅游。

如果过于松懈，任何一个现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潜在感染源，都可能爆发成另一起独立的疫情。这将意味着要采取进一步的严厉行动，对国内信心造成再次打击。延长国际边界关闭时间和限制航班飞行，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中国坚称，在“顽强的意志”下，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当局已吸取教训，发现了“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有关这场灾难背后的系统性缺陷问题，则被视为是外国的“偏见”而不予理会。宣传机器正开足马力引导舆情，压制批评。

但这场发自中国，在全球引发恐慌的灾难的破坏性已经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数千人失去了家庭成员，数百万人生活在隔离措施下，工人和企业承担了经济成本……人们在追问这背后的问题。

在通惠河畔被雪白覆盖的河岸上，向李文亮致敬的标语依然完好。

当我们来拜访时，一些当地人正在拍照，并小声交谈。

一辆警车缓缓驶过。

随着天气变暖，这些字很快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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