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毒气室当囚工的犹太人是帮凶还是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为系统屠杀犹太人建的集中营里有一群特殊的囚犯，自己是犹太人，被组成囚犯特遣队，负责把其他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然后把尸体从毒气室拉出来，再塞进焚尸炉火化。

75年前，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时，有大约100名犹太特遣队囚工幸存。

后人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的口述。他们是战时纳粹杀人机器运作的目击者，也是被迫参与者。

达里奥·葛柏（Dario Gabbai）今年98岁。他曾经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犹太囚犯特遣队囚工，具体负责把毒气室的尸体拉出来，塞进焚尸炉火化。

集中营和毒气室是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终极解决方案”。这个屠杀计划的终极目的是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数据显示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

葛柏是仍在人世的少数见证人之一。

（提醒：本文部分文字和图片可能令人不适，包括对大屠杀的描述和尸体照片）

“最终解决方案”

1942年，纳粹确定了彻底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计划，具体做法是自西向东，把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全部送到东欧德占区，或做苦力，或关进集中营，在毒气室处死，达到种族灭绝目的。

史料显示，波兰、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的犹太人大部分死于毒气室。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比利时的犹太人有一半遇害，丹麦和保加利亚犹太人则比较幸运，得到当地民众的保护，大部分得以幸存。

纳粹德国文件称“最终解决方案”处死了510万欧洲犹太人，但估计实际遇害人数可能高达600万。

根据这个方案，纳粹在集中营挑选部分犹太囚犯组成“特遣队”，让他们负责把其他犹太人送往阴间。这些特遣队成员来自16个国家。

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奥斯威辛幸存者留下了大量亲历者、目击者回忆录。

但是，幸存的囚犯特遣队成员却似乎全部哑口无声。

特殊使命

1980年代，以色列历史学者吉迪安·格雷夫（Gideon Greif）教授开始搜集有关集中营囚犯特遣队的资料，希望揭开这段历史谜团。

格雷夫教授对BBC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动机：“我的目的之一是帮他们改善形象。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他们被视为帮凶和刽子手。但他们其实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回忆录《溺死者和获救者》（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中写道，组织犹太人囚犯特遣队是纳粹罪行中最残忍的恶行。

格雷夫教授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这种迫使同族自相残杀是极端残忍的手段。

寻找逝者

格雷夫博士的第一部专著，《我们欲哭无泪》（We Wept Without Tears），记录了31名前纳粹集中营囚犯特遣队幸存者的经历。

党卫军士兵是刽子手，囚犯特遣队成员被迫充当助手。

在党卫军的监视下，他们必须搜检毒气室的尸体，取出受害者藏着的值钱物品和金牙，然后再把尸体塞进焚烧炉。

奥斯威辛集中营没有什么照片，但苏军解放了集中营后设法重建、重现了囚犯特遣队的恐怖经历。

葛柏的分工是剪下女尸的头发，收集整理好。

那段经历和精神折磨几十年后仍恍如昨日。2018年，他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USC Shoah Foundation）重温自己当年目睹、亲历的恐怖，和自己承受的心灵折磨。

“我不断问自己怎么能承受这一切？上帝在哪里？”

他在集中营遇到的一位波兰囚犯告诉他，要坚强。他之后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坚强。

“我对自己说，我就是个机器人......闭上双眼，别多问，该干什么干什么。”

惩罚

葛柏必须服从指令。作为犹太囚犯，他要生存就别无选择。而且还不能显露丝毫的懈怠。

动作稍有迟缓或效率不高就会招致残暴的惩罚。

有时党卫军士兵会检查正在送往焚烧炉途中的尸体。他们要是发现有一颗金牙被漏拔了，造成疏漏的特遣队成员有可能被直接扔进焚烧炉活活烧死。

其他惩罚方式包括射杀、酷刑、殴打，还有脱光衣服倒在碎石地面上被人推着滚动。

为了杀一儆百，一人受罚，其他特遣队的人必须在场旁观。

而且，特遣队也不是生存的保障，因为纳粹每隔半年就“新旧更替”一次，杀了老人，用新人接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帮凶”的处境还不如一般的囚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惊受怕，天天目睹千百人被屠杀，自己则被迫搜检尸体上值钱的东西。

格雷夫博士说，在那种状况下，活下去不容易，连保持求生的愿望都很难，

毒气室

不过，还是有人活下来了，就像葛柏，而且还打破沉默，公开讲述当年在集中营死亡工场的经历。

后人因此得以了解死亡工场的恐怖内幕和运作细节。

“他们关上门，然后党卫军从门上方三、四个开口把齐克隆B（氢化物）扔下去。大概5分钟之后，屋里的人就被毒死了。靠近门的那些人最早吸入毒气，1-2分钟就死了。”

毒气室用的齐克隆B是晶状颗粒，一接触空气就变成致命的毒气。

但求速死

格雷夫博士的书里记录了葛柏的兄弟雅科夫（Ya'akov Gabbai）的经历。

雅科夫也被编入毒气室特遣队。有一天他看到自己两个表兄被赶往毒气室。他偷偷叮嘱他们，进屋后尽量靠近门口，挨着门上的通风口。

反正要死，不如速死，可以免遭更多痛苦。

保持尊严

格雷夫博士说，许多在毒气室特遣队呆过的人心理上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他说，为了承受这种死亡工场和亲身参与其中的巨大心理冲击，出于人自我保护的本能，特遣队成员丧失了情感，变得无情无感。

“那并不是说他们变坏了，变恶毒了。他们中有些人告诉我自己曾经如何设法尽可能让犹太受害者保留一些尊严。”

格雷夫博士见到的第一位集中营囚犯特遣队成员叫约瑟夫·萨卡尔（Josef Sackar）。那是1986年。

萨卡尔记得，他经常被分派到女囚犯被勒令脱衣服的地方。

为了不让她们太难堪，他总是把头转向别处，视线避开她们。

另一位，肖厄尔·查桑（Shaul Chasan）被分派去毒气室搬尸体，把尸体码在通往焚尸炉的升降梯上。

他告诉格雷夫博士，自己当年曾特别留心不把尸体在满是泥土和垃圾的毒气室地上拖来拖去。

为逝者祈祷

当年那些被迫进特遣队的囚犯大部分是虔诚的正统犹太教徒，大部分时候每天尽量保持做三次祷告。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能凑齐10个人一起集体祷告。集中营看守不在的时候，他们还会在焚烧尸体过程中为逝者念祷告词。

大批遣送匈牙利犹太人期间被挑选出来当特遣队的人当中，到二战结束时幸存者不到100人。

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的记录显示，1944年5月，纳粹大批遣送匈牙利犹太人，8周时间内42.4万犹太人被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自那以后，屠杀明显升级。

毒气室效率高，屠杀速度超过了集中营焚尸炉的承受能力。主管焚尸炉的德国军官不愿暂停屠杀，于是下令挖露天焚尸坑。

一张偷拍的露天焚尸坑的照片为日后战争法庭和历史学者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反抗

施罗莫·德拉根（Shlomo Dragon）在集中营囚犯特遣队时曾目睹罕见的英勇反抗行为。

他记得有一位妇女拒绝把衣服全脱光，于是集中营的总管、党卫军军官希林格拔出枪，把枪口对准她，命令她把内衣脱掉。

她解下胸罩，在他面前挥舞，然后挥拳打他。希林格手里的枪掉在地上，她一把捡起枪，瞄准，扣扳机，他当即毙命。

后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名勇敢的女性是波兰舞蹈演员弗朗切斯卡·曼恩（Franceska Mann）。她死后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还有一名特遣队囚工曾目睹一群波兰儿童赤身裸体，排着整齐的队列，齐声咏唱着祷词，秩序井然地走进毒气室。

无奈

特遣队囚犯的食物配。给和生活条件比其他囚犯略好，还有机会穿受害者身上脱下的衣服。

格雷夫博士说，跟他们受的磨难相比，这些根本不值一提。囚工们住在不同的囚室，始终被德国卫兵监视。

他们也曾反抗，结局惨烈。

1944年10月7日。策划反抗的是兄弟俩。格雷夫博士说，那次事件堪称犹太人的壮举，应该用金粉铭刻。

当时数名特遣队囚犯用石块袭击党卫军士兵，还纵火焚烧一个焚尸炉。事件很快被平息，451名特遣队囚工被处死。

罪行的记录

有些特遣队囚工当时曾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经历和心情。

马赛尔·纳加里（Marcel Nadjari）是希腊犹太人。

他1944年11月写下这句话：“我悲哀的不是自己死到临头，而是因为无法用我渴望的方式复仇。”

他还记录了一些数据，包括一名成年受害者的骨灰重量大约是640克。

他的狱中日记共13页，全部卷起来藏在一个保温杯里，盖子上套一个塑料袋密封，然后把这个保温杯装进一个皮口袋埋到地下。

多年后，他和其他一些囚工的日记被发现，经过整理、修复、翻译，最后编撰成集，《奥斯威辛书卷》（Scrolls of Auschwitz）。

正义

战后，一些集中营特遣队囚工曾作为证人在战争罪法庭指证当年集中营的看守和卫兵。

美军军事法庭审判奥斯威辛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奥托·莫尔（Otto Moll）时，亨里克·托伯（Henryk Tauber）在证人席上指证他多次把活人扔进焚尸炉活活烧死。

莫尔最终因为在犹太种族灭绝大屠杀中担当的角色被判绞刑。

当意识到败局无法避免时，德军从1945年1月中旬开始撤离集中营。

将近6万名饥寒交迫衣不遮体的囚犯被迫在零下20度的严寒和积雪中步行向50公里开外的市镇转移。

行进中跟不上的人就地开枪打死。

罪不容赦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现场，估计有110 万 - 130万人在那里被杀害，其中90%是犹太人。

这个受害者数目超过了英国和美国在二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然而，许多纳粹战犯逃脱了法律制裁。

BBC/PBS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奥斯威辛》中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总共有大约7千名纳粹军人，受到法律惩处的只有大约800人。

格雷夫博士说，不能让任何一名纳粹战犯逃脱惩罚。

他经常到欧洲的纳粹战犯审判庭上提供专家证词。

他说，纳粹曾设法销毁罪证，导致文件档案空白，而这个空白只能由幸存者的回忆来填充。

于此同时，他也设法为改变了公众对被迫在毒气室当囚工的犹太特遣队的看法。

他说，现在没有人会把这些囚工称作纳粹帮凶了。

葛柏是现在唯一还在人世的纳粹集中营特遣队囚工，也是几十年来纳粹战犯审理法庭上一名孤独的证人。

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身体虚弱，疾病缠身，几乎没有力气开口说话。

不过，5年前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时，他曾重返旧地，参加纪念活动。

他当时接受BBC采访时这么说：“我告诉自己，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要活到那一天，把这些事告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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